谁都知道共有159条正文和3个附件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日内瓦第4公约），其实由于在1899年海牙第2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4公约附件中只有一些零散的保护平民的条文，因此第4公约是对这些条文的补充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包括准予安全离境，保障未被遣返的平民的基本权利等；禁止破坏不设防的城镇、乡村；禁止杀害、胁迫、虐待和驱逐和平居民；禁止采取使被保护人遭受身体痛苦或消灭的措施，包括谋杀、酷刑、体刑、残伤肢体及非为治疗所必须的医学或科学实验等；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荣誉、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切情况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需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是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务；禁止集体惩罚和扣押人质等条款。
关于交战中的平民问题，这个公约的第4条便是明确指出“在冲突或占领的场合，于一定期间内及依不论任何方式，处于非其本国的冲突之一方或占领国手中之人，即为受本公约保护之人”第35条则是“在冲突一方领土内的一切被保护人，在冲突开始时，或冲突进行中，希望离境者，除非其离去有违所在国的国家利益，均应有权离境。”第38条提出“在冲突一方领土内的被保护人的地位，在原则上应继续按照和平时期有关外国人的规章予以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应有权领受送来的个人或集体救济物品；获得与有关国家的人民同等的医药照顾与住院待遇；同样获准迁出战争危险区域；同样享有儿童、孕妇、幼儿所享有的优惠待遇；获准举行宗教仪式并接受本教牧师的精神协助。”可是印度尼西亚人却并没有遵守这些基本的条款，他们频频以武装分子，尤其是那些狂热的宗教信仰者，国家主义者，伪装成平民，事实上，按照交战规则，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有违基本的国际法的。
在现代战争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交战规则概念的演变。交战规则规定了国防部队在何种情况下，何种程度上，才可以用兵。而且交战规则首先必须得符合国际法。这样，当国际法，环境法，国际关系法和国内法等等制约作用力形成的时候，也就一起形成了一个“军事行动法”。这个军事行动法在当今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考虑因素了。国际法有关条例规定战争中对平民的附带损害必须得保持最低水平。
可是印尼人却违背了这个基本理念，他们频频以武装平民袭击中国军队，按照《日内瓦公约》中的规定。合法的交战人员包括交战双方的武装部队、非正规军、居民军和游击队的成员这些人受到保护，而间谍和雇佣兵却并不受到保护，这些印尼人往往身体上绑着丨炸丨药，冒充成难民，在经过中国军队的检查站时，引爆身上的丨炸丨药，从而达到杀伤中国军人的袭击目的。
由于从雅加达被包围的那天起，中国军队便是在城市的各个进出口方向构筑了检查站，到处都是林立的隔离墩、拒马、随时可以放下的阻栏杆和伸缩三角钉阻拦带，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把守着这些层层叠叠设置的路障，通过这些路障，车辆都必须的药蛇行绕过这层层相叠累的拒马、混凝土阻隔墩。由于之前印尼人多次发动了自杀式袭击，所以进出这些出口地带，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都反复仔细的检查一切人员和车辆，可就是这种检查往往如同美军在伊拉克，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一样，频频遭到袭击。那些身藏着丨炸丨药的印尼人看起来就和平民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不注意他们的眼神，很难从注意到他们的。这些人体丨炸丨弹的目光中往往带有着片丝的恐惧及决死的色彩。
刚开始的时候，国际救援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这样的组织还很难理解中国军队在那些进出口地带遭到的伤亡，甚至对于中国军队射杀一些被判定为‘人肉丨炸丨弹’的印尼人时，还表现出不满，可是当连续两起爆炸事件直接造成了国际援助人员死伤的时候，这些人道主义组织的口吻便是变了。其实那些印尼武装分子也没有注意到有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在出入口地带帮忙救援。如果注意到了这个袭击，印尼人也不会如此不顾大局。
之所以那些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在出入口地带帮忙救援，是因为雅加达城内洪水泛滥，而且随着中国军队对雅加达展开总攻，不断有难民逃出城来，而中国军队每攻占一个地区都首先帮忙疏散平民，可是在双方的枪炮对轰之下，许多平民都遭受到了不必要的伤亡，一时间伤者累累，死者成片，为了能够迅速的救治那些平民，同时安排好那些又冷又饿的难民，人道主义组织在中国军队的帮助下，冒险进入交战地带实施救援。
本身前线就是有危险的，自从南区作战中，一名跟随第42集团军的挪威救援人员被流弹打死后，中国军队便是严禁这些救援人员进入交战区，而是从本就有限的兵力中分散出一部分后送那些平民，而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则是在出入口地带将这些被输送出来的平民接送到难民营去，进行救治。但是进出口地带的必要检查还是要进行的，于是也就了一些印尼武装分子混迹在难民人群中，有针对的展开自杀性爆炸袭击。
接连的两起爆炸事件造成了六名中国士兵伤亡，四十余名印尼平民伤亡，此外还有四名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命归黄泉，此事被新闻媒体报道之后，立即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在国际外交环节全面陷入被动，但是最高统帅当局却是兵没有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一方面，要求各卫戍步兵师、国民警卫师继续保持原有位置，实施防御作战，一方面继续要求小股武装部队对中国人发起“主动的进击”
其实战争进行到了这样一步，谁都可以看得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是败局难以挽回了，无论那些先生们做任何的努力都无法挽回败局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国家站出来，充当调停者了，譬如瑞典、譬如荷兰。按照调停的那些北欧国家的意思，印度尼西亚现任政府应该立即的、无条件的和中国人展开和谈，并提出可以成立一个在联合国主导下的临时政府来过渡，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同时拒绝。
此时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战争的胜利已经在望，如此这样的情势下，印度尼西亚政府压根没有任何的资本来和中国谈条件，只有立即停止一切抵抗，无条件的投降。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则对北欧的调停更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对“墙倒众人推”的情势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事实上这个时候，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军方高层也都明白，战争进行到了这样一步，他们已经是输了大半局了。完全就没有胜利的希望了。
可是但凡是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侥幸心理，这种侥幸心会使得他们去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想，“如果能够取得一场胜利，那么中国人就会坐到谈判桌前来”……“如果能够打败任何一支中国人的部队，便是能够体面地坐到谈判桌前来”……“如果能够赢得一场胜利，那么可以不需要人那些欧洲人的调停，而主动的向中国人媾和，那么一切都不一样”……如果那样，如果这样，印尼人设想着太多的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