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换不来，别忘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日本议席已经消失了快是两年了，这两年来，大家都习惯了那没有‘日式发音的英文’的存在了，大家都习惯了japen的铭牌被摘走了的日子，似乎从2003年的那场战争开始，人们就习惯了看待联合国沦为大国手里的工具这一事实。毕竟谁也无法改变这些。五大国的力量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霸权。

再退后一步来说，就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想要美国国内的声音上，来制造压力，也似乎很难，无论白宫是否因为南美的问题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至少在现阶段，具有真正影响力的美国商界、那些财团寡头们也不会将东盟和中国放在天平上去比较重量。

在美国商界存在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这些‘废话’讲得口干舌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代表们却没有真正的读懂过其背后的含义。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当大通银行负责与联合国方面的公关工作的副总裁李奥-皮埃尔听说中国大使黄华一行将来纽约的时候，这个聪明的家伙猜想，第一次来美国的中国大使将会因为‘国内有限的美元储备’的原因，可能很难度过最初几天。于是，李奥提着一只装满了5万美元公文箱，在罗斯福饭店的大堂里等候中国代表团的来临。

当中国代表团到来的时候，已经等待了整整一天的皮埃尔抢忙走到黄大使的面前，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并将手里的箱子递了过去。接下来，便是近一年时间后，大使夫妇接受了戴维-洛克菲勒的邀请，第一次到一个美国家庭喝下午茶。

而这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事实上，洛克菲勒希望获得邀请进入中国的公共手段罢了。而就在这场下午茶结束后的那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发来了邀请，邀请戴维-洛克菲勒参加即将卸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的告别宴会。

而这场告别宴会的全部16位客人名单中，也包括了刚喝完下午茶的朋友-黄大使，虽然只是一种巧合，但所有人都明白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兴趣和关系不仅仅只是存在于金融界。

几个月后，在又一次午餐时刻，洛克菲勒得到了他期待的回报，黄大使在举着餐前开胃酒的时候，以一种不经意的态度告诉戴维-洛克菲勒，他和她的夫人已经被列入参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从拉瓦尔品第飞往北京的首航邀请名单上。

这所有的一切，便是促成了洛克菲勒的首次中国之行，还使大通银行成为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银行。更是让此后的洛克菲勒和中国结下了紧密的联系。

无论是当初标准石油公司的“为中国灯加油”的广告用语，还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石油市场，又或者1917年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资助周口店北京人挖掘，再到身为洛克菲勒家族第二代的戴维-洛克菲勒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的1973年来访中国，美国财团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复杂性，远远要超过于政治上的联系，而这种复杂又间接推动了政治上的紧密。

而这些，也正是这场持续了整整一天的会议，最终以提案被美、俄两国行使否决权（ps当事国，不得参与投票）而告终的根本点所在。至少西方政治界很是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放弃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是令人吃惊的消息却是传来了。

“什么？中国人进入东马了？”几乎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关注着东南亚局势的政客、将军们都被这突然而来的消息所惊愕了，“什么时候的事情？”这是所有的惊讶声之后传来的疑问。

“就在两个小时前，一股中国伞兵在东马的兰港一线实施了空降，同时以一股海军陆战队在马鲁杜晚实施了上陆作战。”国家情报主任-约翰森递给面前的总统一份简报。

“odni(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方面还有别的什么情报吗？”坐在‘坚决桌’后面的安德鲁总统挪了挪身子，抬手接过简报，并摁下了桌子上的呼叫按钮“南茜，麻烦帮我送几杯咖啡进来。我的那杯不用加糖，给福雷克斯先生的那杯加奶昔。”

“好的，总统现在。”听到那边的应答声后，总统方才将自己微微前探的身子重新窝回舒适的大靠背椅内，继而对着坐在这间室内设计呈古典主义巴洛克风格的椭圆形办公室内的一众幕僚们打了个手势“好吧，先生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先生，我想我们很难去做些什么，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现在已经不在南中国海了。我们制定下的政策不能发生改变。”国家安全顾问-福雷克斯首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赞同福雷克斯的观点。”国务卿-克拉森摘下自己的眼镜，微微的舒缓了下自己疲劳的视觉神经，看着正对国家安全顾问的观点表示赞同的中情局局长-艾尔克斯。说实话，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倒是一定也不奇怪。毕竟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无论是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还是作为美国政界内少有的东亚问题专家，这位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总是充满着学者风范的国务卿总是在更多的时候被媒体形容为“继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博士、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之后，又一位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国务卿”。尽管不如被认为是‘美国版的俾斯麦’的基辛格博士，那样具有着有着颇多争议，但却也是美国政坛上，自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之后，少有的精通东亚问题的国务卿。

和国家安全顾问-福雷克斯一起被称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为擅长纵横捭阖之术的政治家、学者’的克拉森，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具有思想纠缠的人。他既推崇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家-麦金德所提出的“控制了东欧就等于控制了心脏地带，控制了心脏地带就等于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心脏地带论’；又最是信奉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被称为‘围堵政策的教父’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出的“控制了地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这一‘边缘地带论’。

最常被克拉森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便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的结尾处所写下的那句名言“战争的结束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束”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斯皮克曼在死之前，都一直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要避免完全消灭德国或日本。因为在欧洲，从乌拉尔山脉到北海的俄国不会比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的德国更好。所有欧洲需要一个德国的存在。而亚洲也要避免完全消灭日本。

因为这个在1943年，年仅43岁之时便是死于癌症的‘围堵政策的教父’一致认为，以中国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资源与人力预测，中国将成为大陆强权，到时美国将会不得不与日本联手，方才能维持亚洲权力平衡。

但是在之前的东亚战争中，克拉森和福雷克斯这两位东亚问题专家，却是不约而同的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消灭日本，以换取中、美两国的谅解。似乎这一点，与斯皮克曼所认为的‘美国最大的风险就是让任何国家控制边缘地带’的观点相矛盾，而恰恰的，克拉森、福雷克斯却都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理论信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