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您怀疑一切人都是在演戏。”李之峰没好气地说道：“我就知道您会这么想，人，我给你带来了，现在就在外面。是不是在那演戏，你自己看看吧。”

孟绍原的好奇心也被调起来了，让李之峰把人带了进来。

有五十来岁的样子，瘦瘦小小，面色蜡黄，双目凹陷，头发稀松，站在那里，风一吹便会倒似的。

孟绍原看了看他：“你是高建志？”

“是我。”高建志的回答有气无力。

“你知罪吗？”

“知罪。”高建志喘息几声：“我的罪，就因为我是高裕山的堂兄。”

“大胆，难道就因为这个吗？”孟绍原冷笑一声：“你贪赃枉法，假装清贫，其实你和高裕山是一路货色，难道以为我不知道？”

“是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高建志也没反驳：“我是贪官，我贪了好多好多的钱，我装穷，你枪毙我吧，就和枪毙高裕山一样。”

孟绍原发现，他这态度完全就是不想活了，声音里透着无尽的绝望，而且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孟绍原顺口问道：“你真不想活了？在我枪毙你之前，你交代吧，那些贪来的钱被你藏到哪里去了？”

“不想活了，不想活了。被你枪毙，活活饿死，倒还是被枪毙了好。”高建志喃喃说着，声音忽然提高：“钱都被我用光了，我在郑州玩女人，我一晚上就能用好多钱。祝专员，我都已经交代了，你还不枪毙我吗？”

孟绍原只问了一句：“你被铅枪毙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高建志怔怔的看着他，嘴唇不断哆嗦，忽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活不了了，真的活不了了。到处是灾，一点吃的没有，各级官员又欺上瞒下，不肯报灾，政府根本不知道河南灾荒。再不赈灾，会死很多人，很多很多人的啊！”

这人不是假装的。

绝对不是。

高裕山的堂兄啊。

两个人怎么相那么多。

也是稀罕。

孟绍原的好奇心被勾起了。

谷span“速带物资回渝。”

孟绍原只问了一句：“你要被枪毙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孟绍原的好奇心被勾起了。

这个官员看着好像有点意思，最起码他的表现并不是装出来的。

“别哭了。”孟绍原却依旧是一脸淡然：“高裕山贪赃枉法，已经被处决。各级官员凡有同谋者，一律严惩。可是，如果你没有同流合污，我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本专员这次来河南，一是调查二千两黄金失窃案，二是为了河南灾情而来。高建志，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

看到高建志还是有些迟疑，他笑了笑：

“我就给你这么一次为自己申辩的机会，我不会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你身上的。”

“祝专员。”

终于，高建志鼓足了勇气：“我虽然是高裕山的堂兄，但我不是他那种人。我以前是个老师，曾经帮过高裕山，高裕山当上县长后，便把我弄到了这个位置上。

本来，我是真心想为五河县做点事的，可是高裕山和他的同伙，为非作歹，把个好好的五河县弄得乌烟瘴气，还妄想把我拖下水。

我是个读书人，当老师的，这点读书人的气节总还是有的。我只拿我该拿的薪水，其余不是我的，我分文不取。高裕山几次拉拢我，都被我严词拒绝了。”

孟绍原问了声：“你既然不耻与他们为伍，为何不辞职？你既然不是高裕山的人，他能容忍你继续待在这张位置上？”

“高裕山这个人虽然是个畜生，但却待目至孝。”高建志叹了口气：“他母亲再三叮嘱，我帮过他们家，要好好的待我，高裕山应了他母亲。所以他也不管我，知道我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我几次要辞职，他都不许，反正就把我仍在这张位置上，让我自生自灭。本来他母亲还能管住他一些，可是自从他婶娘死后，这人便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了。”

没在说谎。

孟绍原又问道：“你好歹有份薪水，怎么沦落到这个样子，老婆孩子开始吃起干柴来了？”

“祝专员，那点薪水能做什么啊。”高建志苦笑一声：“太平时节，如果不贪不黑，勉强过日子还是够的。可河南战事不断，法币贬值严重，这点薪水实在没法过了。

年初，灾情初起，情况更加严重。我们的薪水够买些什么啊，你让我怎么活下去？我也想吃白面馒头，可我到哪去找啊？”

孟绍原微微点头。

高建志说的都是实情。

主要原因还是法币贬值的太快了，可是基层官员的薪水却基本没有动过。

尤其是从1931年开始，到1942年，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河南军粮贡献全国第一。

征粮十多年居高不下，花园口决堤，“以水代兵”，灾荒开始，这些都导致了河南之物价飞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省份。

民国时期，委任公务员薪水分成十二级，最高的一级为每月220元，最低的十二级45元。

县长荐任一级380元薪水，荐任二级320元。

以一个县长为例，抗战前1元钱可买白米20斤，猪肉4斤。

县长的工资可以算做高薪了。

抗战开始后，随着通货的飞速膨胀，县长的这点工资实在微薄。

由于物价不断上涨，政府开始对公务员实行生活津贴制度。

1941年9月起，各级公务员月薪50元以下者，津贴40元；50到100元者，津贴30元；101到200元者，津贴20元；200元以上者，不予津贴。

可是这些津贴，根本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堂堂一县之长，固定俸禄，有津贴，加上地方人情灰色收入，依旧过的入不敷出。

为什么？除了物价原因，民国实行的是县长承包制。

一个县政府编制是30人左右，除此之外省政府一般绝少拨款，公务支出和请人办事的支出全部要由县长开支。这光靠县长的工资那是根本没办法维持，因此，很多县长不惜铤而走险搜刮钱财，送掉性命的也不在少数。

民国时期县长的“承包体制”，也意味着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连办公用品也要自备，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移交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都要由县长个人承担。

加上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办移交就成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

高裕山在五河县长位置上一待那么多年，上下贿赂，升官也不愿意去，除了五河县被他视为自己的小王国外，移交开支巨大也是原因之一。

县长尚且如此，各级办事人员，那就更加不必说了。

“这官啊，还真不好当。”孟绍原也有一些无奈：“高建志，五河县的官员几乎被我一锅端了，现在大灾已至，五河县急需一位县长稳定局势，我认命你为五河县县长，你能不能胜任啊？”

“不能。”高建志断然说道：“我当县长，到哪去弄钱组建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