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伤员们提出，“要同敌人拼了，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当时我想，我们是在敌人的心窝里战斗，许多同志都负伤和牺牲了，没有负伤的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如果和敌人拼了，不仅使伤员得不到抢救，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于是，我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不能同敌人硬拼，现在敌人火力这么猛，我们伤员又那么多，还是边打边把伤员带出去，找连队。”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们的同意，决心投入救护伤员的战斗。我告诉副班长带领一名战士掩护，我带领五名同志去寻找周围的战士和伤员。

这时已经天黑了，敌人不断发射照明弹，加上被我们起火的敌房子，照得周围一片通红，只要我们一有动静，敌人就能发现。我们只能利用地形地物，荫蔽地搜索，能弯腰的就弯着腰去，不能弯腰走的就爬着去。发现了伤员，如果地形荫蔽就能当场帮忙包扎。在我背第四个伤员时，突然听到在坦克边，有一个断断续续要喝水的微弱声音，近前一看，是二班战士戴锡贵，他头部负了重伤，处于半昏迷状态。我想这里火光很亮，就是一个人走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坦克里面烧得“趴趴”直响，估计就要爆炸了。我想不能停在这里，立即叫能爬的伤员赶快离开坦克，从水沟里爬出去。

我把戴锡贵扶在身边，咬着牙关，用全身的力量，迅速顺着水沟爬去。到了荫蔽的地方，我从戴锡贵身上拿出两个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包伤口的布是白的，为了不暴露目标，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头部遮住。这时，一些轻伤员也参加了救护战友的战斗。四排新战士沈志茂腰部受重伤、弹片从腰部穿出。但他不顾自己，忍着剧痛，还吃力地去背其他负伤的战友。我看到这一情景很受感动，深深感到我们战友最勇敢，最顽强，阶级感情最深。

沈志茂的行动深深地教育鼓励着大家。我下定决心，无论任何也要要把负伤的战友都抢救出去。经过团结战斗，我们终于把公路两边的伤员全部找到，集中荫蔽在一条水沟里。但是由于天黑，看不清谁是重伤，谁是轻伤，我就和两个同志逐个查看。经过清点，一共有三十七个，其中没有伤的七名，轻伤的二十三名，重伤七名，其中有两个坦克兵。

把伤员找到一起不容易，但要把这么多伤员转移出来，更困难。我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千方百计也要把伤员带出去，决不能丢掉一个。”并告诉轻伤和没有伤的同志，把枪支弹药带上。正当我和罗海滨、袁伦耀、冯明同志研究行动路线时，在水沟上警戒的新战士郭贤跑过来对我说：“山上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敌人下来，怎么办？”我当即叫副班长袁伦耀在前探路，其余的分两批跟着前进，我在最后掩护。

当最后一批伤员还没有全部越过公路的时候，山上的敌人就从后面向我冲来，我端起冲锋枪，向他们扫射过去。怕死的敌人狼狈逃窜了。但是，山上的敌人听到枪声，向我们打了一阵枪，我们的伤员又分散到公路边去了。我带了一个坦克兵和新战士郭贤分头去找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集中起来。但三名轻伤又转为重伤。为了保障伤员的安全，我重新调整了组织，分工我们副班长带三个战士在后面掩护，我带领一名战士在前面探路。为了减少伤亡，我们避开开阔地，沿着朔江村水沟向波源方向边打边转移。

刚走了一百多米，就遇到一条宽二米多，深半米的水沟。沟里都是草和带刺的树藤，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我用双手扒开了一条路，让伤员一个一个顺利通过。途中，我们又找到了六名坦克兵伤员，由原来的二十二名增加到三十四名。

这时，夜深了，北面山上的一股敌人在乱喊乱叫，胡乱向我们开枪射击，我立即下令“散开”，并告诉大家把手榴弹拿出来，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下来，就把他们消灭。这突然的袭击，又使我们三个轻伤员，转为重伤。这时，劳累、饥饿、干渴一起向我们袭来，重伤员戴锡贵已两次昏迷，他醒来对我说：“三班长，我已经不行了，你赶快带着能走的同志走吧，顺利了，你们再来这里找我。”

我听到这些话，心情非常沉重，就对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他听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班长，请你放心，就是爬我也要跟你们爬出去。”我叫大家休息一下，让轻伤的同志给重伤员重新包扎好伤口，派出没有伤的同志担任警戒，我带战士郭贤再去找公路。这时，我们两个人已是三天没有吃饭睡觉了，感到非常饥饿和疲劳，但一想到生死与共的战友，我们什么都不顾，边摸边爬，好不容易通过二百米的开阔地，找到公路。

我看了看没有什么情况，就回到水沟，组织伤员上公路。我们没受伤的同志把伤员背在身上往外爬，在二百米的开阔稻田地上，来回爬了几趟，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伤员全部背到公路上。到了公路，我高兴地对大家说：“好了，离部队不远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一路上，由于同志们团结战斗，机智地避开敌人火力，终于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我们四十一名战士（其中三十四名伤员），终于回到了部队，向指挥所汇报了朔江村敌情，第二天我们赶回连队继续参加攻打朔江的战斗，一举歼灭了朔江守敌，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