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了一支与大部队失掉联系的孤军。当时，我心里想:无论如何只要我一息尚存也要把弟兄们带回国去!能带多少算多少!我们当时离国界足有100公里的路途，既无粮食,敌人又围追阻截,我想:能活着回国是十分艰难了!便打定主意,就是自杀也要死在战场上,决不当俘虏。我便把手榴弹装在左上军衣口袋内,与敌拼到无奈的情况下，我便于与敌同归于尽。

我们两个排相互交替掩护，有组织地开始向国内回撤,当时,当我们离开阵地约有3公里的-一个山脚下，意外的遇到我营郑修古教导员,略寒暄几句,也没多说,于是我们就以他为领导核心，继续组织部队回撤。我们到一无名高地后,发现山下有一村庄，郑便指派6连长、付副连长加两个兵等4人前出侦察情况,由于山地地形状况十分复杂,结果他们离开我们后就失散了。后来他们4人被友邻部队361团收留,参加了战斗。

越北地区属石垃子山区,灌木丛生,大部队行动非常困难。虽是二月天气,却热得出奇,昼夜温差大,然而我们还有105人,前途到底如何,我们上下都心中无数!情急之下我们尽量采取黑行昼停的办法行动,遇到敌人能打则打，不恋战。渴了,我们强忍着,什么时候遇到水源，什么时候就饮水，有猪粪、牛粪、马蝗也顾不得了。饿了，遇到什么东西能下肚,就往肚里塞什么。有的战士吃树叶、吃野草、吃生木薯,还有的吃带壳的稻谷,遇到当地老百姓种的青菜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我曾在路边捡到一把别人扔掉的野草,也边走边吃，(战后说起此事时,4班长说是他捡到一个小南瓜后丢弃的。看来人是有福能享,有罪也是能忍受的)。

由于体力难支,身上的东西也要减少,原来带的雨衣扔了,有的穿着心爱的亲人一针一线织的毛线衣也丢掉了，只带武器弹药。个别战士自觉性命难保,无奈之下只有把重武器附件扔掉。一路上无粮做饭,还要炊具干什么,我让炊事班长把炊具扔掉，在异国大纵深穿插作战,根本没有挖灶支锅做饭的条件。

跟随着我的通信员小朱(湖南人)问我:“指导员，对讲机坏了还要不?”我对小朱说:“扔掉”

!鉴于5班的机枪手已牺牲,***员、副班长魏成雄(湛江人)背着自己的冲锋枪,还扛着轻机枪,由于饥饿又中暑,索性抱着两支枪躺在地上不走了(中暑休克)。我知道后返回对他说:“小魏,你有一口气就得走,停下只有死路一条”。同时对他采取了一些解暑及减轻装备的措施,把机枪分解后埋掉,只带冲锋枪,这样他才跟上队伍(在后来的防御战斗中他们班又缴获一挺轻机枪)。

由于回撤道路难走,加上敌情不明，我们就像个瞎子。队伍距离拉的太长，就容易掉队。郑教导员便令5连长率11人在后面负责收容,结果他们自己却同我们失散了。失散后不久他们遇敌袭击,造成8人牺牲,最后他们只有3人回国到达平孟。

如此一来,我们这一路还有94人,马春启是我连79年刚入伍的新兵(山东人),他因解手方便不幸失散,在敌国失散时间长达9天之多。在这些时间里他孤单只影，忍受的艰险和磨难,这是常人所不可想像的。总体意识中他知道:作战3天后就回国，还知道自己是在路上跟连长回撤时失散的。所以，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所携带的武器装备丝毫没有减少，遇上敌情时可以防身。孤单一人的小马,只能昼伏夜行，白天他根据太阳方向运转判断北方方向，然后将枪口指向北方,待天黑后就照此方向摸索前进,渴了喝沟水，饿了吃野草。就这样，他硬是坚持向祖国方向前进,奇迹般地坚持了9天9夜,直到被友军收留后归建。

在这路行动的1排长和二位班长也不幸失散,后来在河安随友邻部队参加了战斗。此时,我发现形势不妙,一是我们身处敌国孤军作战,又同上级失去联系,战斗骨干在不断地减少，派出去的两个连长也走掉了;二是剩下的90多人,一看连长们失散了,地图也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军心开始有些不稳定。

为此我向郑教导员建议:一、不要再盲目地向外派人,我们现有兵力、火力对付敌连以下还是能打能走的,我们自己应形成一个拳头;二、召集现有干部开个紧急会,统一思想及行动;三、向所有指战员讲清当前的情况，作个动员鼓鼓士气,强调一定要服从命令,坚信一定可以回国的信心!

这样,由郑教导员主持，我和陶锦贤、吴少波、郭太良共5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注:任5连政指,作者曾是师教导大队战术教官)。当时的分工是:郑教导员负责全面管理，我负责军事指挥，陶锦贤和吴少波负责火力支援,任命我5连1班长罗志强为代理排长,负责5连1排指挥(战后正式任命为1排长),6连郭太良负责6连3排指挥。会后，我们即向部队进行了动员,宣布了若干纪律。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与上级取得联系，率领队伍返回国内。如遇敌,我们唯有破釜沉舟,死拼突围。

那些通信器材没有电池无法用,也超越了有效的通讯距离,作战地图连长带走了,我们变成了”聋子、瞎子”，幸好我带有指北针。经过千辛万苦，部队终于25日18时左右在班俊找到团指归建。

在此我遇到师直警卫连的同乡战友马文岱,他是安庄公社张家安人。照理说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遇到老乡应是十分高兴的,可在那种生死离别随时都会发生的环境下，我们怎么也没有高兴的感觉。我们都全副武装,他肩扛着子丨弹丨,我倆神情都很严肃,四目相对,只有眼睛在“说话”。

沉默片刻，还是我先说话“没什么事吧,一定要多保重”。马文岱说:“我在师里听说你们营打的很艰苦,你也注意着点”。因部队都在行进中,最后还是互相目送便分别了。如果我俩有一个牺牲了,活着的回家时,连捎个信的话都想不起来说。看来我俩都有信心光荣完成任务、都能胜利返回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