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做饭的方式、食品的种类实在是花样百出,有的用菜盆、有的用水壶当锅。“锅”里有煮猪肉的、有煮牛肉的,还有做大米的、面条的。和电影、电视中的反面队伍没什么两样,环境造就人嘛。

当大家正期盼着能美餐一顿，上级突然来了命令,让立即转移。军令如山倒,任何人也不能违抗。这样动作快的饭就做熟了,稍慢的是半生不熟,慢的可能刚下锅。但吃饭的时间则是统一的。战士们把锅一提就边走边吃了。我要组织大家做饭，勤务兵要不时地传令,更来不及吃好,只能冷水和面糊填肚子了。即便如此我们也感到满意,起码总算解决了饿肚子的大问题。

有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立即转移阵地”必然有紧急情况。此时，我和临时来我连查看部队撤离情况的陈营长(编按:此时应仍为副营长)，看到个别民工和战士背囊中装有弄来的鞋、布、酒等物品，这是战场纪律所不允许的。陈副营长喝令民工把弄来的东西丢掉,那个民工硬是不听,陈副营长同我一碰头,陈副营长就把那民工枪毙了。这样其他的人都自行把弄来的东西丢弃了。

部队撤离班英约3公里后,我们就听到原阵地上炮声连天，原来敌己发现我们的位置,开始向我炮击。如果不是上级指挥英明，迅速撤离,我2营将遭受重大损失。

军马是我们无言的战友,营团重武器必须由军马驮载。我们穿插作战深入约100公里左右,而有些路段非常难走,说寸步难行也不为过,有的只能通过单兵单人,而军马由于体积大就过不去了。在战前对这些情况应该是没预料到的,这样那些军马反而变成了累赘,如果放掉其岂不又支援了越军?后经请示上级批准只好忍痛击毙。驮载的重武器分解由战士肩扛,如此一来,我们的战士又增加了负重。

2月20日下午,部队奔袭撤离班英后,在一隐蔽区域休息,2排一名新兵叫解新其,湖南长沙人。当时为解全班之渴,同4连3名战士到一水洼地用水壶灌水,被隐藏附近之敌发现,我们的小解被击中腹部负了重伤,其他3人轻伤,敌火力猛烈封锁，让我们的4名伤员动弹不得。

危急之时，4连政指王华芝亲率1个排与敌激战，终将受伤的4名战士救了回来。小解当时才19岁,负伤后只能由4个民工抬着走,休息时我去看他,只见他脸色苍白、眼神惊恐。他小腹被击中后肠子已淌出体外,卫生员廖其定(广东龙川人,76年兵,荣立一等功)把他的武装带盘成圈,把流出的肠子固定在腹外。

他可能看到抬担架的民工行走非常吃力(也的确吃力),担心丢掉他,他抓着我的手说:“指导员,生死我和大家在一起，千万别丢下我”。我听后,泪水在眼眶打转心里很难过，我对4位民工兄弟说:“你们4个一定要把他抬回国去,如果回国后我见不到他,你们4个也活不成”。4名民工点头同意。

配给我连的民工兄弟都是不错的，没出什么差错,很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他们抛家弃业来参战是很不容易的，牺牲的民工烈士家庭可能更艰难,但愿我们的政府都能处理好他们的后事。小解回国后在部队医院治好枪伤返回了连队，部队给他荣立了三等功,后来一直服役到82年,现复员在长沙工作。

下面我要说到的情况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当时师部有-一个电报上说:“362团2营向扣屯急进,协同已在该地区的367团2营作战”,正是由于这个通报才导致我营几乎全营覆灭。

当时军、师首长只是按作战方案看地图指挥作战,事实上友邻部队的367团2营根本没进展到扣屯地区,此时此地的扣屯仍由越军重兵把守。我营已是第3天断粮了，当时***在战报中讲到的断粮3天仍继续战斗，就是指我们这支部队。

22日,即1979年的2月22日。是我2营参战官兵永远难忘的日子!经过一路奔袭,这天凌晨约3:30分，我营已全部进至扣屯村(事实上我们已全部进入了敌人早已布下的“口袋”,因是夜间辨别不清是不是扣屯)。

4连1排为全营尖刀排,当时在通过扣屯村到达屯东三叉路口时,1排长郑修达和跟随尖刀班行进的营通信排长刘东华即停下来校对路线,此时全营都在公路两侧停下,并随时准备着战斗。郑修达排长发现公路上有两个人走动，刘即发问口令，稍停,对方便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喊:“放下武器”,郑即判定是敌人无疑,随即投出一-枚手榴弹。

这时,从正面、南面高地上的敌火力开始向公路一线射击,全营被敌火力压制在公路上。因上級通报是友邻,营指挥所怕误会，没有组织部队还击,甚至连求生本能占领有利地形等等的命令都没有。如果(现在只能是如果)果断地组织还击,我们一个加强营700多人,打他一个加强连(战后查明)150余人,兵力对比4.6:1,火力更不在话下，敌人绝不是我们的对手。此时的部队处境非常危.

遭敌伏击,组织指挥不当将会全营覆灭,在这种情况下，营指挥核心理应更加要团结一致,不离岗位,确保有效指挥。正像蜜蜂一样,蜜王不动,蜂群不散。可惜,我们的营指首长并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