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只强调执行命令、对客观实际研究不够。部队30年没打仗，大家非常重视坚决执行命令，都非常重视战斗的积极性，生怕别人讲战斗积极性不高，加之受极左路线的影响，错误的认为`左’比`右’好，主观愿望脱离了实际可能。再是认为上级首长是打过仗的，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自己没有打过仗，生怕建议拿不准，干扰首长的决心，有疑问也不敢提出来。
二是，考虑不细，对部队作战能力估计过高。同志们在学统筹法时，有一项计算工作时间的内容，计算要领是提出乐观估计、悲观估计、可能估计，根据这3种估计的时间，根据概率论的公式，求出平均时间。但是，我们在作计划时，往往对乐观估计感兴趣。如穿插时速，战前一师三团穿插演练，16个小时走了57公里，平均时速三、五公里。
演练中，四分之三时间是夜间，因而一位领导说：夜间时速三、五公里，白天时速可达六、七公里。我们就按这个乐观估计（下命令），没有把石垃子山区、生疏地形、敌人节节阻击和对道路、桥梁的破坏等因素考虑进去，只是按一次在境内的行军数据，按一师调查的4条穿插路线距离（（1号路线67公里，2号路线53公里，3号路线56公里，4号路线60公里），确定到位的时限（可见主观背离客观是多么远啊）。
三是，战术水平不高，提建议不够有力。军区1月5日作战会议，布置了四十一军和四十二军围歼高平之敌，我们对两个军的任务区分曾提出书面意见，内容是：按军区划分的分界线，我军任务范围内有敌三四六师4个团（朔江、河安、班庄、茶灵各1个团），茶灵五七六团，重庆五六七团，还有重庆、茶灵、朔江、通农、河安5个独立营，我军负责歼灭敌6个团加i个营，兵力对比约1.3比1（敌民兵未计算在内），和四十二军的兵力对比悬殊很大，建议不以高平，文渊、德天为分界线，将重庆地区的任务给四十二军。军区说：四十二军第二阶段还要去打谅山，军区没有同意我们的建议。”
李参谋长在向军区汇报四十一军作战存在的问题时还说：“这次自卫还击作战，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也暴露了许多有待认真研究、总结的问题。
一、对异国作战特点认识不足。越南当局反华排华，实行法西斯统治，煽动民族对立情绪，不但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进行顽抗，就连一般百姓都配有枪支，不是坚壁清野上山躲避，就是三五成群到处袭扰。我军异国作战，地形生疏，民情不熟，语言不通，对上述问题给部队作战带来的困难，我们估计不足。战前侦察和情报工作，适应不了作战需要，加之审俘工作跟不上，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特点、战术手段和顽杭程度，研究不够，了解不多，认为敌人一打就跑，一打就散，各级领导不同程度存在轻敌麻痹思想，致使一段时间内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盲目性。
二、越级指挥过多过细，束缚了第一线指挥员的手脚。三师前指率七团搭乘坦克的步兵营，逼近敌三四六师师部，展开攻击2小时，上级指示撤出阵地向扣屯穿插。以后又命令处于809高地附近的一师一团回师北上攻打敌师部。一师穿插到班庄地区后，上级越级直接调动到营多次，部队调动频繁，致使第一线指挥员难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指挥，贻失战机。
三、关于机关工作作风问题。有的了解、掌握、反映情况不及时、不准确。一师穿插中有2天时间没有向上级报告敌情和部队实际位置及进展情况，师指挥所位置连报5次都不准确，而且文电用词不当、错漏多，造成上下相互猜疑。
三师八团作战第一天，部队本已攻占八姑岭地区，但多次查问，机关都没有反映实际情况。由于机关工作不细、不准、不及时，使上级无法实施适时、正确地指挥。
四、关于控制预备队问题。这次战役开始，军只掌握了1个团的预备队，战斗打响后，又使用于控制通道。战斗发展到围攻河安地区敌师部时，兵力不足，无法增调部队增强突击力量，影响了战役进展。
四、关于战斗动作和协同动作问题。我军多年没打仗，加之平时训练缺乏针对性，干部组织指挥能力较低，班、组战术基础较差。攻坚战斗有的不讲战术，冲击队形密集，战士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增大了伤亡；有的部队从师、团指挥所到营、连，从前方部队到后方梯队，从步兵到炮兵，无论部队驻止或运动，都遇敌伏击、袭击，未能组织有效的防护和反击，有的一打就散，丢失武器装备。
4个侦察大队穿插进展很慢，都没有按时穿插到位，没有起到应有的突击作用。有的把坦克当作运载工具，没有充分发挥坦克的突击作用。有的步、坦协同作战，各打各的，合不起来。六、关于民工担架使用问题。异国作战，在浅近纵深使用民工担架运送弹药，救护伤员，配合部队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担负纵深穿插的部队，民工担架随队行动，组织工作极为复杂，途中敌特工队人员混进来破坏，部队与民工易发生误会，遇敌袭击，很难有效组织抵杭，伤亡大，失散多，难以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从李祝庆参谋长的“讲话”和“汇报”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四十一军在战役指挥上某些失误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就四十一军的指挥问题，始终没有在一定范围内总结，只是书面总结汇报了事。
在四十一军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我恳切地提出建议，即使是在军丨党丨委全会上进行一次总结也好，但新任的张登芳军长因为诸多原因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后来想想，我提出的要求也太为难他了，战前他在二师任政委，打仗时，二师指挥所一直在国内，他没有经历一师或者三师那样的情况；战后他由师政委越级提升为军长，由政工干部提拔为军事干部，如果摊开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他也有难处啊！从此，再无人提及此事。
四十一军在这场中外闻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指挥上究竟怎么样？现在还鲜为人知。因为班师回国后，军本级没有对作战指挥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总结。相反，对师、团、营、连的梳理总结却反反复复，一丝不苟。师、团两级（包括师、团两级司令部）至少进行了3次以上的检查梳理，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对待下级总结上的要求出发点却不一样，军领导总是想通过抓住下级在作战中的一些失误，来替代自己决策上的失误。个别回国后提升为军领导的同志更怕通过战评揭露出他们战中的不良表现和给部队带来的重大损失。
军领导首先抓住了军坦克团团长、政委，说他们谎报军情，干扰了首长指挥决心，做出了错误判断，在军司令部、政治部的书面总结里都提到这样的措词。战后大批提拔干部，全军参战的团长、政委均提升一职，唯有他俩未动，就是因为他们“谎”报军情，干扰首长的决心，造成的损失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