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保（营长）

我是1979年打仗前从南京军区补来的老兵。

1984年战前我是五连副连长，战斗中调机枪二连当连长。

战前、战中、战后我都搞过几道题，挨个找战士谈话，把他们的回答记在这本上，事后又作了个统计。

（他拿出了一个本。）

战前—

问题之一：要打仗了，你有什么想法？

回答：“服从命令呗。”占百分之四十七。

“惩罚越南小霸，为国争光！”占百分之二十一。

“接受组织考验，锻炼自己，争取入党！”占百分之十一。

“死没啥，只是怕父母受不了！”占百分之六。

“啥想法也没有！”占其余部份。

问题之二：你对组织有什么希望？

回答：“希望入党，立功，给家里寄个喜报。”占百分之八十五。

“如果我牺牲了，希望组织派人到我家，安慰老人，最好给份立功喜报，哪怕照顾一下…”占百分之七十。

“把x百元抚恤费交到我父母手里…”占百分之五十一。

“叫我弟弟来当兵，接我的枪！”占百分之五。

“抚恤金太少了！（当时战士500元）”占百分之三十。

“希望国家对打仗的有点特殊政策，回去安排个工作，死了给兄弟姐妹一个名额。”占百分之十七。（有这想法没说出的可能更多）。

“我家穷，父母年老体弱，吃饭成问题，希望政府定一个长期优抚政策，一月十元八元也好。”占百分之八。

问题之三：打起仗来你最怕遇到什么事？

“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占百分之六十一。

“伤了没人救。”占百分之十三。

“怕上级胡指挥。”占百分之九。

“我体力不行，怕冲不动上级说我怕死。”占百分之四。

“怕回不来，死了划不来、残了这辈子也不好过。”只有三个人直率说出—战前我共谈了九十八人。

战中—

问题：你现在想什么？

回答：“坚决守住阵地，为烈士报仇！”占百分之六十二。

“想家，想妈妈。”占百分之三十八。

“太可怕了，”占百分之十一。

“想吃一顿热稀饭，来点馒头花生米。”一个班八个人一致的回答。

“想一台钻洞机，把猫耳洞钻深点、大点、牢靠点。”一个防炮洞里五个人的一致回答。

“肚子饿，身上痒，顾不上想别的了。”占百分之七。

战后—

问题：“你对这一仗第一体会是什么？想什么？”

回答：“我们打得英勇顽强，吃了大苦，精神是超人的…”占百分之五十七。

“上级指挥有失误，穿插部队太大，路线没选对；主攻部队没得到必要的休息，还没全部到位就发起攻击；伤员没有得到及时抢救。”回答的全是干部，另有五个班长。

“通讯联络不畅。”干部都对86.1指挥机不适应山岳丛林地很有意见。

“想立功！但上级号召让伤员、烈士，应该！我不想了。”占百分之四十。

“想回家种地。”八个战士这么说。

“想给家里拍个电报：我平安。又怕烈士的家里人受不了…”五个战士这么回答。

“想去医院看伤员。”六个班长要求。

…

我也不认为战士们百分之百说的真心话，但大部分是不会对我有什么顾忌的，我和他们还是能交心的，他们也不认为我在作什么调查统计。

我认为我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它说明，我们的战士太好了，他们在准备奉献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时、所希望的是那么低，那么微薄。他们首先想的是祖国、亲人、战友，当然还有努力去争取荣誉的高尚目标。

我的原始记录都在，如你认为还要详尽些，准确些，我再给你写信。

这里面包括了战士们的呼声，如抚恤金、立功和伤残战士退伍后的待遇、改善战场救护，通讯设施等问题，希望反映上去。

我们一等功团大院坐轮椅的人—王为民（团政委）

我们团还住着六个重伤员，都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安置的。

一个战士双目失明（1984年作战），一直住在连队，为了照料他的生活，我们给他在当地找了个农村姑娘。结婚时就是两张单人床并起来，团后勤送了一套堪用旧被褥。婚后，连队的照顾只能是不收他的伙食费，团里再给他每月20元补助。

女方没工作，两人就靠这20元补助和他的战士津贴与伤残费（加起来每月共40多元）维持生活。他抽烟，爱人给他拣烟锅巴抽，别人给他烟他不接。烟锅巴短，烧手了，爱人喊：烧手了！他说：不要紧，不要紧，很香。令人目不忍睹！成都军区一位副秘书长来，见到这情景，顿时泪下。自己拿出一百元钱买了一部“半导体”送他。

天冷了，晚上北风呼呼的。他叫爱人推着（轮椅）来找我：“政委，我冷呀！两床单薄被…”我立刻抱起我床上的厚被给他。他不要，说：“政委，我或不是给你找为难呀！”我说：“我也不是和你怄什么气呀，你把我的被拿走，等会我叫管理股长来，如实告诉他，他会让我冻着吗？”

小两口含泪抱被而去。这一夜，我确实没冻着，但我的心冷嗖嗖的。

另一个伤员，他的孩子病了，我去看。他要我写个条让卫生队给孩子看病。但长了好久，小屋里既无纸又无笔。我说你咋连个铅笔头也没？话出口，我后悔了，他尴尬地只抓头。我说行啦行啦，快带孩子打针去吧，我跟着叫人送条子去。我一直在想，就是在农村不识字的人家，也不会“干”成这个样呵！

还有个干部伤员，爱人无工作，在院里摆个小摊卖点瓜子花生贴补家用。有时也上火车站卖。这里离车站两三公里郊野路，晚上一个人走连队不放心，派战士去接她，有人说长道短的，传到她耳朵里，她找我大哭一场。

我这个政委不好当呀！平时比战时的生活还复杂，工作更难作。

咱们国家还穷，处处都有困难，干什么都得有钱，咱也不能老向上级叫唤，向国家伸手，但心里还是盼着对战后诸多遗留问题好好调查研究一下，定个政策，逐步加以妥善解决。

就说这几个坐轮椅的人，乍一看也没什么，他们对国家很体谅，对部队的尽力而为的照顾也心怀感激的。战士们对他们更是十分尊敬喜爱，见了他们的轮椅车就抢着推，见了他们的孩子抢着抱，看电影让他们坐中间，他们每到一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迎上来。然而这欢笑常常令我心酸，促我思索！

我老在想：这六个坐轮椅战友的形影，必将陪随我们团每个干部战士重上战场。这是比你一个政委，所有政工干部，整个政工部门的战前动员、战场鼓动更实际更深刻的“教材”！

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到了最好的时期么？不是大城市一座比一座高级的宾馆在兴建，一辆比一辆高级漂亮的洋车在逐日增加么？我们在战争中负伤的人不是极少数么？

为什么就不可以使他们得到与国家经济建设相协调一致的安置？五十年代抗美援朝下来那么多伤员不是安置得很好么？至少我们比那个时候更有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