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侦察参谋叫杜边生，“文丨革丨”中父亲被关起来了，他带弟妹沿街拣烂菜叶过活，入伍后多次战场立功，是个“亡命徒”。从那后，他伤透了心，只有和老婆说。老婆原来一直支持他好好干，这回变了：“回家吧，你司令员拿钱不比我多，你在那干啥？”他转业了，给他作什么工作也顶不上那顿骂！

部队改革，有千头万绪的工作，核心问题是从体制上保证选贤用能，提高指战员素质，最关键最首要的又在选好掌舵人！

我们的干部制度亟待改革—赵中奇（团长）

我1970年15岁时入伍，当了八年战士才提干，但其后五六年我“一路顺风”，从排长当到团长，是战争把我推上来的。

（他如今当了三年团长了，但还是集团军里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15岁时我和别人干一样多的活，二百斤的打谷机我扛了就跑。18岁我参加侦察技术集训，获全队总分第一，结业时教员不敢和我对打。回连后我当侦察班长，代理排长，我们班是尖子班，八个兵号称“八大金刚”。我能砍三块砖头，射击比赛，军区专业射击运动员败在我的枪下…满了十八，我就开始申请入党，十一次党员大会通过，十一次批不下来，到后来四个排党小组一致提出：一班长（我）不入党，我们就再不讨论别人入党问题。

但我还是入不了党，当不成干部，我坚决要求走，指导员同意，连长不放。

关键是指导员认为我“骄傲”！这两个字压了我几年，什么才叫不骄傲呢？把牙膏挤到他牙刷上，他坐下你就得把他茶缸端来，他家属来了你去给他挑水扫地，这样的人不骄傲，入党提干都好办。

我来不了这一套！

我成长在军营，父亲是军校教员，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材。他的学生成了军师干部的不少，他还是团职教员，但办事仍一丝不苟，从无怨言。他从小教育我：挺起腰杆作人，拿出自己本事，不问别人给你多少…他对我的为人处世有很大影响。他后来得癌症逝世，临终前给我留下的还是这两句话。

最后一次提干，指导员还到团里告我的状，说我这人提起来就是“不问政治”的表现，但我在军区比武取得优秀成绩，扛回了几面奖旗，最后还是被任命为侦察排长。

我的那位指导员人并不坏，工作也很积极负责，就是观念陈旧，认为听话、老实就是政治。他转业时，我当侦察参谋，给他送了酒和肉去，他很内疚，眼泪都流出来了，很真诚。但反映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

1979年打仗以后，我从排长到侦察处长，一直在前沿活动。我化装成当地少数民族，和他们滚在一起，喝血酒，吃带毛的开水烫鸡，从那时我学会了大碗喝酒，把最能喝的哈尼老乡也喝翻了。在他们帮助下，我在全师第一次抓到了活俘，受到张铚秀司令通令嘉奖。

1979年出境反击，我排打了八仗，歼敌七十余名，打掉敌一个营指挥所。1984年我当侦察处长，还是亲自带侦察队出境行动。10月一次战斗，我们捕获敌一个工兵排长，歼敌四十，我无一伤亡。那一仗相当漂亮！

在山岳丛林地敌阵前捕俘，无异虎口拔牙，地雷、火力密度都大，敌人高度警觉，牵一发而动全局。但我们对敌方地形与活动规律摸得很清，反复演练、最后还是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这一仗我分队立一等功，向好几个友邻侦察分队介绍了经验。

当侦察兵几年，我一直在前沿，老山那一仗每个山头我都跑遍了，我只带一件雨衣，无论什么天候季节，我猫到哪儿都可以睡。当侦察处长后，不认识的人仍叫我排长，别人介绍我是处长，对方还以为是开玩笑的。

我大胆说：什么地方有战斗，什么地方有我，什么地方能搞清敌情，我往什么地方跑！我也多少积累了一点带侦察兵的经验，首先是平时训练要严，对敌情要清，在这个基础上，越到敌人纵深越安全。一次出境侦察，被敌发现，如果回撤，必然正中敌人下怀，我决定再插向敌人纵深，换一个方向把部队完整地带回来了。

打完战，部队从第一线撤下来，开始精减整编，我又遇到了当战士时同样的难题—觉得自己“不适应”了！

有个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一个问题，我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提了批评意见。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谈话是准备把我调到某个岗位的一次“考核”。有两个侯选对象，那一个答对了，“考核”上了！我答错了，落榜！后来还是另一位领导为我说了话，我才幸免于“刷”调到这个团当团长。

对这件事，我很寒心，很痛心。不是我对当这个团长不满意，我很愿意在基层锻炼，何况这是个主攻老山的威名远扬的团。但我不能不想，假若我不能打仗只会说话，我岂不就“考核”上了，或者我能打仗却没有另一个领导为我说话—我可没找过他，是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为对我的使用问题顶了上头—我岂不也就“向后转”了？

我决不是对那个“考核”上的人有意见，在这儿影射他不能打仗，他是很能打又在别的方面比我强的干部。我发出这么一番议论也决不是仅仅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与体会。类似的现象我见过多了。战后成批处理干部，提拔干部，这是精减整编的大局需要，军队长远建设的需要，但确有为数不少不当减而减了的，不当提而提了的。有人说，这是难免的！也确实如此。但，这种“难免”的情况如果太多了，后果就不堪想象了。

有个副师长，在几年自卫反击战中屡建功勋，是有名的战将，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想到他会被处理，但被处理了。转业后，挤在岳母家，三代人同住一室，还是在大街上碰到他师里一个当了专业户的战士，才给他一间偏棚安身。别人说：他从敌人手里不知夺回了多少山头，多少平方里土地，可是后方却没有他的立锥之地。

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指导员，当年年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年年立功，年年到处作“讲用”报告，打起仗来，不敢出猫耳洞，连长牺牲了，战士们请他去看一眼他也不去，拉屎也拉在洞子里…战后，他提升了，整编他调到一个新单位，不久又提升了。

联系到我当战士时入党提干所遇到的波折与我的一些见闻，我认为军队改革固然有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装备、编制等一系列问题要研究，要在实践中不断去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但当务之急，是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对干部的升降去留要立法，要尽快结束一个干部—也包括战士的命运，取决于某一个人和他的关系，对他的一次印象，对他一句话的评价。

一般说，战争时期的指挥员看干部，选干部还是比较准的，“关系网”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他要打胜仗他就得公正而慎重地择“将”。就像人们说的，谁走后门也走不进中国女排去！但战后呢？就不是每个当权者都像战中那么公正了，甚至有意把那些有功但不听招呼的“将才”快快打发走，免得他碍手碍脚吧，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