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寄来的是我的孩子哇哇哭、格格笑的录音带。没事，我就放这录音，一遍又一遍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最悦耳的乐曲。当然都是在猫耳洞无别人时才播放，我不能叫战士们看出我这个参谋长有副婆婆妈妈的心肠、也怕触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一次半夜两点，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我是xx号，请讲。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当我听出是我爱人，心都快跳出喉尖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妈妈好么？孩子好么？”

她笑起来，说：“我认识军区总机的一个人，想找你，她说试试，还真找着你了，什么事也没，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正要说话，敌人打炮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炮声，又喊又叫：“你说话呀，说话呀！”我说：“没时间了。”上级指挥部的电话响了，我只好把她的电话压下。

九、失利篇

有本书上说：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

能不能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呢-不写失利的战斗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战史？

历史已无数次证实，所谓“战无不胜”只不过是“造神者”的杜撰。

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军队是否光荣伟大，不在于它是否有过失败，而在于它身处困境、绝境时的心理与战力表现，更在于它失败后的诸多措施是否得当相宜。

我大胆地写了本书的“失利篇”。明白地说，我为我们的干部战士在失利时的表现感到骄傲自豪，但对有的领导事后的措施则深感遗憾。当然，这样的责任不能仅仅归昝于某个人，而是我们建国后整整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回光返照！

我们营失利的因由-顿景田（副营长）(这段前面发过)

说到一营就寒心，想哭一场！

1984年那一仗我们营失利了，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营！

我有悲观情绪-没有人写我们，更不会照实写，因为当时掌权的人还在，该对那次失利战斗负责任的人还在。

1979年反击战我们一营是英雄营，全营立一等功。1984年接受作战任务后，部队情绪非常高。

自从知道上级把攻老山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以后，我们营都认为主攻的任务非我们莫属。一下子，营房里到处都在垒工事，练技术，寒冬腊月脱光了练长跑，负重越野比赛，都认为能担任主攻老山的任务，这是光荣之上加光荣，终生难逢。新战士一到部队，立刻感到重任在肩，光荣在身。

2月中旬向待机地域开进。路况不好，庞大的车队在雾夜闭灯行驶，战士们穿上白衬衣在路边、在车前引路，几百人毫无声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到达待机地，就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排以上干部多次前出侦察地形，研究战术。战士白天综合训练，晚上负重训练，专找爬不上的陡坡爬，钻不过的密林钻，最大负重140斤，最轻的也是70多斤。记不清越过了多少山，有多少人在路上昏过去。回到营地，在路口等着的老乡们看了就哭。每次回来一个连队就是一串泥球。

干部更累，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白天也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掉了沟，碰到树才醒。

现在看，战前把部队搞得过度疲劳是不科学的。但那时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怕上级突然来个命令-不打了！真那样，战士们会找你拼命！

终于决定要真打了。给一营的任务是穿插到老山背后，攻占1072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大家没二话，知道这任务艰巨不亚于主攻，都最后清理了包袱，把多余的东西捆扎成方方正正的小邮包，写上家庭地址。每个包里都有一份遗书。

那时我是副营长，一向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名，可是在部队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还是懂得先要摸清每个人的思想，再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我很了解，同志们强烈求战情绪的后面，压着许多“包袱”，有结婚三天被电报催回来的，有身上揣着父亲病危的封封电报的，更多的家庭困难，未婚妻“吹灯”…誓师会上，面对一片举起的拳头，我真想叫一声：“同志们万岁！”

4月27日晚7时开始向敌境秘密穿插。事前我和军长争论过。他限令三小时到达目标，我要求五至六小时，他不同意，我说我不能保证全营，反正我走前头，前头的按时到达。

从地图上看，这段距离一小时足够了。实际上的距离，多十倍也不止。

那种地形内地很难见。一面面坡，都在六十度以上，当晚下雨，土质泡软，一蹬一滑；上去后又是密密的竹子，藤条、刺芭丛；然后下崖，崖下是万丈深渊，只能抓住藤条一步步往下蹭，泥山上，边走边挖坑，脚上都带铁码子，码齿抠住坑再往前…

林子里，尖兵先用刀子割竹，再挤过去，等一行六七百人都过去时，这条挤出来的路就成了两米宽的泥浆沟，沟里是尖角石、竹根签。前面的人两手全是血，后面的人不知有多少胶鞋底被扎穿，有的连鞋子被泥浆拔掉，只好光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