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忆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一个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凌晨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1000多千米的边防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那个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邻居”发起了震惊世界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参战将士历时15天的浴血奋战，狠狠地教训了那个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区小霸，在此后数年时间里，我军又在“骑线拔点”作战中，多次重创敌军，数十万参战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军人的荣誉。

三十年过去了，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往事，现在的人们在热议三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该不该打，我军仗打得如何，有什么经验、教训，如此种种，辩论不休。记者正是带着这些疑问，专程赴古城南京，拜访了那次战争的亲历者、指挥者之一—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

“首长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对贵刊的这次采访，他却很重视，认真做了准备。”何将军的秘书边走边说，穿过一处幽静的院落，秘书把记者带到一个临窗的小客厅里。这时何副总长也从楼上下来，手捧着两本厚厚的笔记本。

“这几天，我有些事情，你从北京来了，那我忙里偷闲，和你摆一回‘龙门阵’(四川方言意即聊天)。”首长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风趣地对记者讲。在那一瞬间，记者的紧张和局促都消失了，交谈很快进入了正题。

我是17岁那年从四川成都体育学院参军入伍的，是个城市兵，我们部队是54军130师，军长是丁盛，师长是董占林。

三个月新兵集训。是我终生难忘的，为啥子这样讲呢?因为通过这阶段的磨练，我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为我日后努力的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做事有个原则：“凡事不干则罢，要干就干到最好!”我们班在新兵团里是队列“示范班”。

那时官兵关系非常融洽，大家都是抱着保卫祖国的真诚愿望来当兵的。1961年，正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都吃不饱，部队虽然好一点，可也是蛮困难的。但每个人都互相体贴、谦让，吃饭的时候，班长把饭平均分到每个人的碗里，剩下一点饭，谁都不抢，最后推来让去，留给饭量大的战士。

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师部警卫连，给董占林师长当警卫员、原来我们新兵部队是要开往西藏的，因为虽然大规模平叛战斗已经结束了，但仍有小股叛匪不时兴风作乱，所以部分平叛部队仍驻在那里，但后来我们没去。当时，部队驻在四川雅安，那个地方藏民也很多。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以外，我也参加其它任务，如武装押运重要物资等等。

在那段时间内，我们班仍然是连里的“标杆班”，到1962年夏天，随着印度当局无视我国政府苦口婆心的劝诫，仍然一意孤行，不断地在边境寻畔滋事，中印边境形势日趋紧张，部队也开始进行反击作战准备。

我们师于同年10月21日由雅安出发，进入西藏集结待命。10月28曰，我们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在昌都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执行歼灭瓦弄地区印军的任务。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察隅地区南部，面积3000多平方千米，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作战难度极大，印度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亲自坐镇指挥，参加过二战的王牌军第11旅的2000多人在此防守。

11月2日，我随董占林师长到前沿阵地勘查地形，师长因地制宜，正确布置展开兵力。战斗正式打响之后，由于我军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所以进展顺利。当我们打到瓦弄指挥所时，考尔刚逃走了两个小时。

当然，也有个别指挥员因失误给我军造成损失的情况。在攻打瓦弄地区07号高地，敌人在我一个攻击地段十几米宽的正面布置了6挺机枪，但指挥的3营长不认真侦查当面敌情，不靠前指挥，却让战士强攻，给进攻部队造成很大伤亡仍未攻下。

打到黄昏时一个排长主动带领12个战士，机动迂回到敌人防守的后部，从上往下，一通猛打，消灭敌人60多个，而自己无一伤亡，攻下了07高地。当战后讲评谈到这一点时，丁盛军长高兴地说：“好!这个排长干得好，让他当连长!”

攻占瓦弄地区的仗原计划打七天，但只用一天就胜利完成了，接着是清剿残敌。但战后讲评用了七天，打一天讲七天，在会上把作战中的经验教训全部都摆在桌面上，使与会者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作为师长的警卫员，也到场仔细听了，并牢记在心，获益匪浅。这次讲评会对我参加第二阶段反击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时情况是很艰苦的，由于恶劣的地形，没有公路，武器弹药全靠人背肩扛，为了这一仗，我们背了七天的炮弹，宁肯少吃菜和粮，也不能少了弹药。当时我们师的重武器主要就是120迫击炮、60迫击炮和75无后坐力炮，还有一些高射机枪。其中75无后坐力炮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大炮上树”的经典炮兵战例就发生在攻击07高地的战斗中。

当时，我们每人每天三斤米的定量，足够吃。但菜很少，有时就是盐水煮野芭蕉头，再加上一个军用午餐肉罐头，全连就吃这一大锅菜，官兵一样。但我们对印军俘虏非常好，尊重他们的信仰、习惯，让他们吃罐头、抽大中华烟。

我之所以在讲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回顾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经历，就是要说明，通过那次作战，我才真正知道了真刀真枪打仗是个啥样子，仗应该怎么打，指挥员应该如何指挥，和平时期兵如何带，训练怎么搞。

从指挥员的角度讲，我不反对搞出征前敬酒这一类鼓励士气的活动，但要真正拿出好办法，作出正确的布署，让战士们在消灭敌人完成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战士的伤亡，爱护他们的生命才是最要紧的。

俗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这个道理。有办法和没办法，好办法和赖办法是大不相同的。要给战士树立坚定必胜的信心，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挥员必须要非常熟悉地形，除了地图和沙盘，还要亲自到前沿观察，得到最真实的感性认识。

作战中各级指挥员必须靠前指挥，那时丁盛军长把军指挥所移到师指挥所，董师长的师指挥所前移至05高地，离前沿不到500米。董师长经常直接到一线，那基层指挥员应该怎么办这还用说吗?在什么年代、什么武器、什么作战条件下，身先士卒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部队的好作风正是在各级指挥员的模范带领下形成的。

总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驾驭战争，是优秀的指挥员所必须经过的历练。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后，我在北京见到老首长董占林将军，他问我仗是怎么打胜的，我说，就是在1962年向您学的呀!

还有个问题就是1962年那场仗该不该打，现在不是也有人在疑惑吗?我始终认为那次战争是党中央、毛席主的英明决策，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重大胜利的完美的一仗。印度当局秉承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衣钵，一直对西藏怀有野心，对他们光说是不行的，不给他们点厉害是不行。

毛席主曾估计：中印边境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事实上现在中印边境已经几十年安定了。直到现在印度提起那次对中国的战争还是心有余悸，这说明，我们打疼了它，如果当时不打，天晓得印度当局得寸进尺会在西藏闹出啥子鬼名堂哟!如果当时不打，我们和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关系会有那么好吗?

1964年印巴战争期间，我们限令印军撤出52个有争议据点，印度就撤了，如果不打那仗，它能那么听话?战争让他们知道了，中国是个敢作敢为、说话算数的大国。当然，我们是爱和平的，并不爱打仗，国内当时也有许多人不主张打，但人家骑在你脖子上屙屎，你不教训下他行吗?

先礼后兵，理在我方，仗打胜了，后又撤退回来，还把缴获的武器擦拭干净交还给他们，这在古今中外世界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军事思想的伟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缴获的苏式直升机和德国飞利浦的晶体管收音机。

从1962年到1979年，我在军、师司令部作训部门工作，在做好自己工作的间隙，阅读了有关抗美援朝作战和中缅边界勘界作战(13军进入缅甸境内清剿国民党李弥部残匪)的大量资料，并多次带集训队到昆明向军区首长做汇报和示范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