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越军对我老山地区进行师级规模的大的反扑，从清晨起一直打到黄昏，但却未能得逞，反而伤亡惨重。一度被越军攻占的我警戒阵地，在我军的顽强抵抗下，又回到我们手中。这天我军伤亡虽也不小，但在双方伤亡的对比上，我军伤亡还是不大的。

越军这次反攻连续进行了几天，我们也组织炮火，对敌坂升等地敌炮阵进行了压制，以支援步兵的守山战斗。与此同时，炮十六团也进入我们地域，我奉命给他们带路，去陶家丫口选择观察所。该团政委姓吴，是通州姜灶人。有幸在战场上碰到老乡，我心里十分高兴，顾不得疲劳，踏着那坑坑洼洼的泥泞小道，迅速带领他们到达目的地，又安全地将他们带回。

作者在老山防御作战任务时在进行图上作业

由于战区敌情变化较大，老山的防御改由我们十一军承担，我们全团兵力又一次全面进入战斗状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带着几名侦察兵去金竹坪勘察新的侦察点，以扩大我们的侦察面。在曼棍下车后，我们从小路向山顶行进，整整走了四个小时小路，才到达山顶。然而，地图上的情况和现实情况差距太大，现地的观察条件并不好，山上长满了参天大树，直接影响到我们侦察的视野。

我攀到一棵大树的顶部树桠间，左侧也仅能看到清水河一线一、两公里远的距离，右侧虽能观察到老山我方一侧，视野也不是多开阔。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放弃了这个观察地点。下山时，碰到三个瑶族小姐妹，为我们带路，使我们下山少走了许多弯路。这三个瑶族小姐妹大的十九岁，小的只有十五岁，个头不高，但胆子挺大。一路谈话中，我们询问了一些瑶族的风俗习惯，也算增长了新的见识。

在执行老山防御战斗任务中，某师侦察兵一支小分队，从石笋方向出发，执行出境侦察任务，上级命令我们担负掩护他们的任务。越方一侧山高林密，侦察兵行进速度不快，直到第二天才回来一部分，有一组侦察兵在坂升方向侦察时，遭到敌人的攻击，我炮兵紧急支援，才使他们撤回，但也造成了较大的伤亡。

战斗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云南省在战地专门为参战的干部战士而组织的大学自学考试。因为此次作战间隙，我为圆自己的大学梦，报考了汉语文专业自学考试的两门课程，现代汉语和写作。

记得是九月一日，我早上六时出发，到新街参加考试，上午考现代汉语，下午考写作。考场是用几个帐蓬连起来的，临时借来的桌椅，摆得满满的。监考老师十分认真，我们这些参考者更是认真，尽力回忆所学，然后填入试卷。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还在现场对我进行了采访和报导。

在而后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和越军处于相持阶段。时而他们进行反扑，时而我们主动出击。作为炮兵，更是隔三差五地要打上一通，炮弹的消耗量也十分可观。

相互炮战时，有一次夜间，上级突然下令我们用一营的火炮，对一个目标打一个基数的炮弹。而此时一营有两门火炮有故障尚未修复，我便按十二门炮一个基数的炮弹量，平均下达给一营的十门火炮。射击完毕后，我上报了弹药消耗量，上级反问我，不是有两门炮有故障吗？怎么消耗那么多炮弹？我把情况进行了说明，上级也没说什么。

这当时的教程上，并未规定在有故障炮的情况下，下达一个基数的炮弹数，是依实有炮的门数算，还是以能发射的炮的门数算。那时应是一本糊涂账，估计现在这个问题应当明确了。由于不是天天有战斗任务，闲暇时间比较多，在战斗间隙，许多连队利用阵地边的空地种上了菜，用几根树棍搭起猪圈，养上了猪，既改善了连队伙食，也弥补了新鲜疏菜不足的缺陷，还使大家有事可做，不致无事生非。

长时间的野战生活，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开始还坚持坚持，请卫生员打几针，效果不大。后来不得不住进军区在新街开设的五七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新街的地形较好，两山之间一条路，其余四周都有山环绕，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医院设在这里，十分僻静。拍片之后，是打针吃药，医疗条件不好，但医护士人员对我们这些从前线下来的病员还是十分关心的。不几天我就熟悉了内科几位医护人员：勤快、个高、肤色略黑的丽江姑娘王春兰，性格开朗、端庄、健谈的昆明姑娘何薇，小巧玲珑的黄小玲，沉默寡言的张小燕等等，在她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下，我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住院期间，适逢上影厂《高山下的花环》摄制组来这里慰问放映。作为一名曾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的我，观后感触很深，以《一曲深沉的歌》为题，写下了一段散文诗：

当音乐的袅袅之余音消散后，那感人的画卷，那诚朴的语言，依然荡漾在我的脑海心灵，使我回味，令我沉思.

我钦佩雷军长的爽骨：一声“贵妇人”的怒骂，激起了我们愤慨的共鸣；一声“天理难容”的怒吼，代表人着千万人的意愿。啊！雷军长，你是使那邪恶胆寒的雷神；你是使三军振奋的军魂；你是使我们敬重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