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四十倍的大型望远镜观察，我们还发现，驻守在山上的越军的脸上，似乎都布满着一种忧愁的样子，男兵手捧着大烟筒吸着烟，一吸就是个把小时；女兵则面对面坐着、利用闲暇缝着衣服，相互之间还时不时的说些什么，从未观察到他们有什么开心的动作。原来有消息说越军每班配一个洗衣女兵，我们不太相信，但者阴山的工事里有女兵存在，却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不争事实。至于这些女兵是临时抽来缝补衣服的，还是当官的随军家眷，拟或真是每班所配的洗衣妇，便不得而知了。
扬万这地方天气比较潮湿，雾天特别的多，一到夜里，几乎什么也观察不到。因此，我们晚上就撤出观察所，住到当地群众家里。我住在一户姓杨的苗族群众家里。尽管是在战争的阴影下住进苗家的，这家人对我们却很好。由于气温只有摄氏八度左右，每天晚上，他们总要邀请我们围着苗家的火塘烤一会儿火，暖暖身体再睡。我带了一张行军床，铺上铺盖，加上一条四斤多重的被子，就这样对付着每个寒冷的夜晚。
图中使用方向盘观察者就是本文作者
这里的苗家的房子比较大，但却无一样像样的家具。连床都是在木板上铺一草席，没有棉垫，只有被子，一家人都睡在有火塘的这间屋子里。苗族妇女的打扮也很特别，上身一件衬衣外罩一件背心，衣袖由一条红一条黑的布相间连接而成，下身着皱裙，裙的下部也是用红白相间的布连接而成。这些衣料大都是自己织的。苗家群众几乎都不穿鞋，很冷的天也都是光着脚板走路。
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就逢过春节。苗家过春节似乎不如汉族那么隆重，既没有看到他们穿新衣服，也没有看到他们操办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知是生活条件艰苦还是什么原因，连春联也不贴，更不放鞭炮，唯一的迹象是往门上、梁上贴几张黄草纸，算是春节来临的标志。
时间不长，我们就和这家人处得很熟了，感到苗家人还是十分诚实的。他们之间说苗语，和我们在一起便说汉语，以致我们并不感到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不过，我还是跟他们学会了好几句苗语，如小姑娘叫“咪啋”，小伙子叫“咪哚”，吃饭叫“唠猫”等等，听起来既新鲜又别有一种风趣。
从元月三十日到四月一日，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不停地对敌进行侦察，同时将得到的情报进行分析、汇总。每天的侦察时间总在十六个小时左右，睡觉通常只有六七个小时。尽管我们提出了轮流值班的建议，本意在于治军学李广，不学程不识，但却未能得到前线指挥所的批准。而这种状态，却使大家都非常疲劳，战斗情绪也低落。
这段时间里，越军特工队的行动很猖獗，不断深入到我方一侧来刺探情报，进行干扰、破坏。经常夜间这边报告说有人打枪，那边有人报告说发现有人打信号弹，弄得紧紧张张的。二连还因此枪走火，误伤了两名战士。
在路上维护通信线路的战士也和敌特工队交了火。上级也传来通报：某部哨兵被敌特工队杀害，该部所住的帐蓬还被敌特工队用手榴弹、定向地雷悬挂围住，以致伤亡多名干战；某夜敌特工队袭击我雷达部队，导致刚进入阵地的新型雷达被毁，人员伤亡。尤其是被毁雷达，据说还是刚刚进口的，尚未发挥作用便遭毁灭性破坏，教训惨痛。凡此种种消息，使我们对敌特工队加倍提防，分外警惕。
大约到二月下旬，团里的其他连队也都集结到西畴县。代号为“一四工程”尚未执行，上级又布置了代号为“一七工程”的作战任务。师里还确定了我们炮兵团各观察、指挥所的具体位置。从地形上看，师里确定的这些位置中，有些情况相当不好，如我一营指挥观察所的位置，直接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
鉴于这种情况，师里还让我们白天去构筑工事，等于给敌人指示目标。构筑工事的干战都说，到底是步兵指挥员，对炮兵战术不懂。不久实施的“一四工程”，证实了师选定观察所上的错误：敌人的炮弹就直往这个地方炸，幸亏一营没有进入这个指挥观察所，不然可就惨了。
野战生活时间一长，大家都感到有些枯燥。战士们也想方设法自娱自乐。由于整天与防炮洞、猫儿洞在一起，大家对这些洞也产生了感情，不仅一有空闲就修理、完善它，还在洞门写上对联，有悲壮的，也有戏谑的。什么“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类，有的则写上“无底洞”“水帘洞”之类，似乎大家都成了神仙中人。
由于洞挖得又深又大，我安放在洞中的行军床，成了大家轮流休息的好地方。但洞中的潮气相当大，在里面时间呆长了，浑身不舒服，关节炎、腰腿疼之类的疾病也不招自到。战斗结束后，大多数干战都有类似的疾病。特别严重的是，兄弟部队还发生了一起防炮洞因土质疏松遭雨后塌坍，活活地埋了一名战士的事。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不甘寂寞，常常引吭高歌，什么《北国之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成了战士们一时的热门歌曲。这样，既寄托了战士们的思乡之情，又驱走了冷落和寂寞。这段“穴居”生涯，在我们每个亲身经历的人记忆中，都留下了深刻且难忘的印象。
四月一日，我们奉上级命令，准备执行“一四工程”战斗任务，不再早出晚归，全部住在山上。没有棉被，也没有棉垫，只好砍来一些茅草铺在地上，再弄几根松树棍搭了个棚子，上面用塑料布盖一下，便成了我们睡觉的场所。
第二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一四工程”战斗正式打响。主要任务是对敌阵地上的坚固工事行破坏射击，同时为随后的战斗积累经验，我指挥炮兵对代号为水星、火星等几个重要目标进行了射击。初次炮击效果十分理想，被炮击的敌目标，有的起火，有的被炸塌，特别是二十三号高地左侧的目标，被我炮火打中后，浓烟滚滚，并伴有爆炸声，判断为越军弹药库、油库之类的目标，整整烧了三个多小时才熄灭。
敌炮兵也不甘示弱，向我方的炮阵地、观察所猛烈地射击。我所在的观察所也接二连三地遭到敌炮的轰炸，炮弹在观察所四周爆炸，有一发炮弹尖叫地呼啸着，落在观察所前方约五十米处的山坡上，炸起的尘土、树枝一股脑儿地向我们这边砸来。我见势不妙，赶紧命令所属人员就地卧倒，深深的堑壕形成了死角，保护了我们的安全。但通往翼侧观察所和炮阵地的通信线路却被炸断，联络暂时中断。我立即指挥通信兵迅速抢修线路，沟通联络，保证指挥的不间断。
此后，我军炮兵和越军炮兵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炮战。前线指挥所也要求我们不分白天黑夜，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四月九日夜十点多钟，侦察兵报告，发现敌汽车运输队，我翻身起来，指挥炮兵迅速射击，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运输；当夜十二点多钟，我们又根据上级传来的敌情通报，对越军的江利公丨安丨屯进行袭击。
白天，一旦发现敌人在修复工事时，就立即给予打击，使越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越军的炮兵也被我们打怕了，常常是急匆匆地钻出工事，放上几炮，便又心急慌忙地龟缩到工事里，生怕我军的炮弹跟上来将其歼灭。“武器是战士的第一生命”这种训示，对越军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讥笑他们的原则是“要命不要炮”。
“一四工程”连续进行了近半个月方算结束，这期间我们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吃饭没有个规定的时间，睡觉也难以安稳，精力、体力消耗非常大，个个都十分消瘦。“一四工程”的作战任务刚结束，团指挥所就命令我回到前线指挥所。满以为能暂时松一口气，歇歇劲，养精蓄锐。然而由于战斗情况变化较快，团里又决定我到前进观察所执行新的侦察任务。
四月二十日夜，我带着侦察兵、计算兵、有线和无线通信兵，一行六个人，从团指挥所出发，经过长田新开辟的崎岖山路，向前进观察所—-一三八四高地前进。长田附近，临时搭起了野战医院，军医和护士们正在帐蓬内外忙个不停。
一路上，集结在待机地域的步兵们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去前进观察所的路上，有约两公里路程的开阔地，仅距敌阵地几百公尺，完全处于越军的射程之内。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借着夜幕的掩护，悄无声息地越过了这一危险地带。往山顶爬的时候，我们更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海拔近一千四百米的山，根本就没有上山的路，到处是悬崖峭壁，古树枯滕，怪石嶙峋，十分难走。我们只好手脚并用，奋力攀登。许多险段都只好一个拉着一个试探着往上爬，生怕一脚踩空而成千古恨。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我们每个人都被汗水浸透了衣服，手和脚多处被荆棘拉破，弄得鲜血淋淋，精疲力尽。稍微休息了一会，我们便架起观察器材，沟通了通信联络，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山上很冷，我安排好哨兵后，便大家挤在一起，你靠我，我靠他，坐着睡了起来。其实谁都没有睡着，因为这里离敌人实在是太近了，谁都不敢松懈警惕性。天一亮，我们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侦察，同时也抓紧时间搭好我们的新“家”。山头的树还是比较多的，茅草也不少，我们就地取材，茅草铺地作床，树棍搭棚作屋，弄得像模像样。正当我们暗暗庆幸的时候，一场暴风雨无情地袭来，顿时茅草成了水草，“屋”漏如注，我们也成了“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