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我们一行人赶到四连清理烈士遗物。四连牺牲人员最多，我们清理郭兴科烈士的遗物时，打开郭兴科的箱子，所谓的箱子就是几个炮弹箱子加了把锁而已。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包烟，烟的下面是一张纸条，条子上写着：刘干事，麻烦你们了，让同志们抽烟吧，我的遗书在箱子的最下面一层。此时我拿纸条的手在发抖，郭兴科想的这么仔细，就像是站在我面前与我说话一样，也许他出征前有某些预感。

往下清理，有部队的一个铝制菜盆，我拿起来还没有多想，盆子下面放着一张收据，收据上写着，价拨菜盆四元整，作为连队干部，炊事班如有多余的菜盆，用一个也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郭兴科想的就是这么仔细，怕别人说闲话，因此把交钱的收据和菜盆放在了一起，在箱子底部，终于看到了郭兴科的遗书，郭兴科烈士给妻子的信，全文如下：

忠芬：您好！

我们部队就要出去执行战斗任务了，我能参加这次的作战感到高兴，但是在战斗中是会有伤亡的，我万一不行了，我的一切担子就只有落到你的肩上了。在这样的时刻本来有许多的事情都要去信向你说明的，但由于保密问题，不准写信，因此我只有把信写好请人待战后转交给你。信的主要内容是后事的安排，供你参考。

一、我近３０岁了，对父母还没有尽过一点责任，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牺牲后如有抚恤金就把它交父母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并注意安慰老人，我相信你是能做到的。

二、我的工资和存款加起来，再把我做的几件家具处理了，已近千元，原准备再节约一点修房子的，这就交给你处理行了。因为我不赞成你这样守下去，此钱你收下后作为我在你改嫁时送你的一份礼物；同时向你表示祝贺，并请代向你的丈夫表达我的心意。

三、咱们结婚已几年了，在这几年中，我没有给你带来过幸福，只给你带来灾难、痛苦和负担，实在是很对不起你，没有尽到过我做丈夫的职责。每当我想起这些，就会流下心酸的眼泪。要是我没有记错，兰兰快两岁了。对于咱们的孩子，如你在改嫁时不会成为你过重的负担，你可带走。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亲骨肉，谁能舍得让其离开呢？如果负担重你可将其交给老人们，交给他们的叔叔和大孃去带。

四、你收到我信后，将是会非常痛苦的。但要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要坚强些，要注意保重身体，要安慰老人，要带好孩子，不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带来创伤。我的事情在今后也不要向孩子提起，如她提起自己的爸爸在干什么？怎么见不着！你可告诉她的爸爸在搞“地下工作”，不能回来和她见面就行了。

今天没有时间多写，写多了你会更伤心！相信你会处理好我的一切后事。能找到更为理想的丈夫，这也是我的愿望。

忠芬！永别了！

郭兴科

写于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

看完遗书，我早已泪流满面。1984年2月16日正好是我们离开营房奔赴前线的日子。

我与兴科相识于1979年的8月，那时我在远离团部的六连整理先进事迹材料，接团里的电话，团长要到四连中蹲点，政治处战后工作多人手少，已派不出人了。六连挨着四连，让我白天跟团长在四连蹲点，晚上抽空再写六连的材料。

郭兴科那时是四连副指导员，1979年作战郭兴科荣立二等功，郭兴科和老山作战中牺牲的王真学、叶小乖都是79年作战的二等功，战场上的二等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立的，没有点战绩和不怕死的精神是立不成的，你就是立了也会愧对烈士。郭兴科于1984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战地模范指导员”光荣称号。

刘瑞平缅怀郭兴科烈士

9月16日我们将所有烈士遗物运至宜良县邮政局，邮政局会免费将遗物邮寄到烈士所在的县市区民政局，由民政局收转烈士家属。

这些遗物中，每名烈士都有一个小木箱，有些怕压的遗物就装在小木箱里，这也是根据上级指示在宜良县木器厂订制的，有人却把它误以为骨灰盒了，其实所有烈士均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9月17日团里召集赴全国各地16个烈士工作小组人员开会，工作组成员由各营连抽调综合素质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担任。在抽调干部时，团里还有意把烈士所在地或就近的干部抽出来，好让他们在处理完烈士工作后，顺路回家看看，这也是团领导最大限度地照顾了。

战后探家矛盾突出，经历过这一生死离别战事，有谁不想最先见见自己的父母妻儿。抽调干部在全团集中在一起学习有关政策，由团首长提出要求和工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领取带给烈士家属的慰问品，还有每个工作组可以领两条香烟，作为工作之用，所有工作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最后写出烈士工作总结，上报师组织科。

9月18日，这16个烈士工作小组同时出发，奔赴全国各地。从心理上来说，我真的想尽可能让他们晚些出发，晚出发一天，烈士家属至少还多存在一天的希望。

当我们工作小组的人员会同地方民政局及武装部的同志，把烈士牺牲证明书拿给他们时，最后的一点希望将被撕的粉碎。那种时刻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肝肠寸断，父母悲痛欲绝，大部分工作组都会由地方的医护人员陪同，以防万一。

对部队来讲阵亡率是百分比，但对烈士家属来讲就是百分之百。我也受团首长照顾，到当时的巴县做三名烈士的家属工作。当我在即将离开巴县时，得知陈创烈士的父亲，因遭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而导致精神分裂住进了医院。

我得知后准备返回去看望老人家，民政局的领导怕耽搁部队工作，让我放心回部队，一切工作由他们来作，不让部队首长分心。遇到像巴县民政局这样负责的好领导，真的千恩万谢。临别，我给他们全体人员致以军人最崇高的军礼。

六连杨有云烈士，1979年2月21日在进攻62号高地上英勇牺牲，当民政局把烈士牺牲证明书拿给烈士的母亲时，老人家始终不相信这么好的儿子会牺牲,，三十八年来老人家并没有感觉儿子己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杨有云永远活在父母的精神世界。

老人家经常对家人说，儿子是受伤了，在医院治呢，一会又说儿子可能被敌人俘虏了，过几年就会回来，家人也总是迎合着母亲的话说,有可能，在妈妈的脑海里，儿子是不会死的，因为儿子从小董事孝顺，个子长的高，又帅气，兄妹中，妈妈最喜欢有云，父母都是申明大义和爱囯情怀很高的人。

1979年10月，父母同意妹妹去哥哥部队，接过哥哥的枪，离家前父母一再叮嘱要向哥哥学习，当一个好兵，就在妹妹离开家门时妈妈悄悄的说，到部队后先去部队医院找找你哥哥，他是不是伤的很重还没有治好，再到部队首长那里问问，你哥哥是不是被敌人俘虏了，还是在大山里迷路了，找到了给我写信，妹妹含着眼泪不说话，只是点头答应着，离开家门回头看不到妈妈了，妹妹才敢放声大哭一场，在妈妈面前不敢流泪，不敢放声大哭，因为在妈妈的心里哥哥还活着。我真佩服杨妈妈，她把自己设置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这样就可以永远和她心爱的儿子在一起。

烈士的妹妹1984年又跟随部队来到老山前线，抢救伤员，为伤员献血，她负责麻丨醉丨，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常常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数次晕倒在手术台上。

工作小组返回部队后，我们又在一起汇总情况，几乎所有烈士家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贫穷,。大多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从1984年4月1日起，烈士的一次性抚恤金提高到2000元，这在当时已不是小数目了，但要解决家中的贫困仍是杯水车薪。

遗书中几乎都提到了欠款，他们又都想到的是抚恤金，只有这是他们生前可以预支的，后来部队特事特办，凡烈士欠款，均由部队代为偿还,，多多少少是对烈士是一种安慰。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多年来我们的优抚政策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扶贫思路，有些施舍的成份在里面,。在优抚工作中“拿一不拿二”的政策，却一直延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