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加农炮每分钟射速15～20发，战斗中的射速会更快，炮管打红了，烟卷儿一挨就点着了，再加上刚退出炮膛的滚烫的弹壳（发射药筒），整个炮位就像一座大火炉，当部队完成任务回撤时，火炮几乎全成了黑色。

我军的炮阵地也是敌人火炮的重点打击目标，一旦哪门炮被敌人的火炮击中，那这门炮的几个战士差不多也是非死即伤，所以作战中炮兵的伤亡也不少。

我们友军的一个炮阵地就遭敌炮火袭击，一下子就死伤30多人。为了迷惑敌人，保存自己，我们就用很粗的野芭蕉杆，包上伪装网，设置假阵地；或在阵地附近点燃小丨炸丨药包，让敌人误以为该炮阵地已被毁。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是每天0.47元，每月45斤大米，在当时来讲还凑合吧。那时，我们的国家也不富裕啊。

不过由于战况紧急，炮兵们很少能坐下来踏踏实实地吃顿饭。有时刚端起饭碗，命令马上开炮，等打完炮再吃时，饭碗里早就落满炮口冲击波扬起的沙土，有时连饭碗都被敌人炮弹炸得飞向九天云外了。为了不误事，我们就吃压缩饼干，可那东西乍一吃挺好的，老吃真不行，但战士们没有怨言。

我前面所讲的这些困难，在一定时间内，都是可以坚持的。更让人难以克服的是长期的防御坚守作战所带来的精神压抑，烦躁和空虚。这种遥遥无期的坚守，没有任何文化生活，一张报纸都碎成片片，战士们还要捡起来看看，这才是对炮兵部队的真正考验。他们不仅仅面对的是生与死的抉择，更是一种灵与肉的磨砺，但我的好弟兄们都挺过来了。话说得再广一些，不仅战士是好样的，干部通过战火淬炼也成了“好钢”。

我在老山主峰检查部队防御作战的准备情况时，参加了某营的丨党丨委会，主要是营的领导工作分工。其中，一位副营长被分配到担任警戒阵地任务的那个连队，警戒阵地是首先与敌交火的最前沿阵地（是最危险的）。

会议中这位副营长打着赤脚，双手捧着个云南特有的大竹筒烟斗，一边开会，一边咕噜咕噜的抽着大烟斗，看上去有些吊儿郎当，有点像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那个一连长靳开来的样子。我真的没有看好他，并怀疑他能否完成这样危险艰巨的任务，但那天他的表态发言让我至今想起仍肃然起敬。

离开会场，我赶紧把这段话记下来。讲到这儿，邢团长打开一册很旧但丝毫没有破损的笔记本，念了起来：“我现在要表个态，我到四连，请营长教导员放心，四连的阵地就交给我了，只要有我在，四连的阵地就在，一寸也不能丢。我走后，营长教导员的工作会更忙，你们只有多辛苦了。

还有，如果我回不来了，我家的那个婆娘不太懂道理，她来部队，你们就按照国家规定把她打发走就是了，不要理会她。”后来副营长带队上了阵地，表现非常好，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也许是巧合，也是那个师的一个团副政委被分配上前线，他老婆每天都找领导又哭又叫要求留守。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最后她丈夫还是上了前线，偏偏又在前线阵亡了。看来老兵常讲的那句“上了战场，你越怕死就更会死”还是有些道理的。扯远了，还是讲火炮吧。

两山作战初期，前方战局一直很紧，所以炮弹特别是大口径炮弹消耗量很大，以致昆明军区的炮弹保障有些紧张，只能从外军区抽调。而有些弹种，全军都告急了。

炮战后期，我们打的85加炮弹竟都是新出厂的炮弹，而按常理都应该存新打旧。昆明军区的炮兵从1979年就开始打仗，养成了巧用炮的好传统，也很节约炮弹。

但后来轮战的部队就不太注意这方面，我们几个月的炮弹储备，他们来了不到一个月就打光了，而我们又不能说什么！所以后来闹到发射大口径炮弹也要报请昆明军区前指批准的地步（外地轮战部队原则上也要接受前指的命令）。

在协调兄弟军区部队关系方面，我们的老司令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做得非常好。他一直强调昆明军区的部队要做三实部队（老实、朴实、诚实）。当然张司令讲的内容也包括尽可能帮助好兄弟军区轮战部队。那时经常有来自不同军区的炮团和技术分队在两山作战。

有一次北京军区炮兵声测分队同志找到我，希望我们能为他们的声测分队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当时“辛伯林”和其它先进的炮位侦察雷达很少，其它军区炮兵没有配属，所以他们仍使用脉冲声测，即根据布置在不同地点的接收器，接收不同炸点，最后推算出发射这些炮弹的那门炮的具体位置）。

他们的声测连，只有几支轻武器，自卫能力很弱，但他们要在一个正面五千米幅员内，设置五个监测点，每个点五个人，根本对付不了越南特工。偏巧他们展开的区域又是越军特工活动十分频繁的区域。我找了相关领导，说明情况后，同意从步兵团抽调一个加强排给他们，增强自卫能力。他们团领导非常高兴，再三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