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气候一年四季均在30多度，六个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长期不能洗澡，室中的味道难闻死了，加上蚊子咬，我们几个身上没一个是好的，一天我们大着胆子一起叫，向越方提出抗议。
他们来了一个当官的和几个兵，还会说点中国话，我们一起质问他，你们口口声声说优待俘虏，天天要我们吃木薯，空心菜汤油都不见一点，这样热的天，也不让我们到外面走一下，你们明明想把我们整死。
越南军官听了二话没说，叫我们排好队跟他一起走，有几个哨兵跟着，我们出了大门走了不到二百米，进了一个院子，里面有七十多个越南兵正在开饭，走近看他们吃的空心菜和煮木薯，我们自己吃的你们看也不过如此。后来听说越南兵一个月最多吃两次肉。
从此后，每天有四到六名越南兵荷枪实弹的押我们去给他们种菜，锄木薯地，每回到房间时全身都要搜遍，白天干活累的混身痛，饭又吃不饱，晚上热的又难受，蚊子叮咬有时整夜不能入睡，别说住几年，住几天就够够的。
1988年9月份，我们在劳动中听说黄连山与中国相邻，我们这里距中国约四十公里左右，我们几个商量着准备越狱回祖国，可怎么逃法，我们围绕这个都想了不少，但都觉得不可行，最后是在一次劳动中，小洛阳捡了一节约二十多公分长的8号铁丝，将其插进泡沫塑料凉鞋底里，才免被搜走，带进了房中。
有了这节铁丝，我们就利用夜暗摸黑一点一点扣后墙的砖缝，为了加快速度，在马桶里捧出尿撒上扣。这样不停地扣了九个晚上,才终于扣下来一块砖,土灰放进马桶,第二天劳动时偷偷抬出去,一出去劳动,天一亮,就把砖放回原处,用墙上贴的烂报纸掩盖住,这样整整扣了二十七天,才扣开能够爬出人去的洞口,当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但高兴中又夹带着害怕。
洞口扣好的第三天晚上,天下起大雨来,先由大山东爬出去望了下,没见什么动静,我们才一一爬出去,悄悄顺一条水沟向北跑,当时谁也没想到被抓回来有什么后果,只想到一直向北就能跑回我们的祖国。
白天不敢跑就藏在山林里一动不动,夜间不敢走道路和平地,只是顺水沟走,为了逃避越方狼狗追捕,白天躲过一天,两晚上才走了20多公里路,第二天我们又躲进山林,谁知离开水沟边时,小安徽的一只烂凉鞋掉了,被追捕的越南兵发现,当时他们判定我们可能就藏在这山里。
越方调集了上百人,带着十几条狼狗死死把山围起来一片片搜,第一个被搜出来的是小洛阳,逼他说出我们几个的藏身之处,不讲就打,放狼狗咬,最后我们几个全被搜出来了,这时小洛阳被打的只剩下一口气了,他们让我们五个人轮番抬着小洛阳回到监狱,他们把我们每人都打了一顿,小洛阳当时就被活活打死了,从此我们五个人只有轮流提马桶时可出去走一下,其余时间均在家关起。
1989年8月14日,每人发了一套兰秋衣,换了一下水泥台上的草席,还发给一床棉毯,第二天才知道国际红十字会和祖国亲人派代表来看望我们,我们得知这消息后,格外高兴,连着几个晚上都久久不能入睡,盼望着亲人的到来。
1989年8月18日国际红十字会和祖国亲人代表来了，一见面我们几个就哭作一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只有一个愿望,告诉亲人,盼望早日回归祖国-
临别时每人给我们留下一条中华烟,和总政送给我们的杂志画报,还有部分物品,当时看看烟谁都想吸,可谁也不想把它打开,看看物品谁也不想去吃,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只有用发抖的手,在上面轻轻地摸了又摸，别人我不敢说,我自己当时看了这些东西,就象是回到了祖国一样。
我记的没隔几天,汪斌也送到我们这里关起。
1989年12月份,又把我们全部拉到河内白泰监狱关起,生活也相对的好点了,也自由点了,可以洗冷水澡了,可以在院子里随便走动了,还组织我们学习点越方各种材料。
1990年元月,都时不时的有中国代表和有关人员与我们接触,我们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到来了,1990年2月15日,我们接到通知17日要送我们回祖国,心情顿时惊喜交集,从15日到17日一早谁都没合眼,说着,笑着,哭着各个就象患了神精病一样-
我们到达战俘交换地点后,各界人士早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清楚的看到,越方14名俘虏与我方人员依依拥抱话别,留下的是一个难舍难分的场面,他们穿着整齐,每人有背包还提一个大提包。
再看我们六个,每人穿一身旧了的兰色秋衣裤,其余一无所有,都象离了弓的箭，恨不得一步跨过边界，回到祖国的怀抱。
交换开始，我们六个人将越方的礼物丢掉，身上除了丨内丨裤外其余全部脱掉，扔给越南，光着身子回到祖国。
再看越南的十四名战俘，一步一回头，依依难舍。
我们六个人全都瘦如干柴，面黄肌瘦，越方的十四人各个健壮无比，这些明显的对照说明了什么-
那些真实的情况早已被各界人士的录像机摄取，将成为历史的见证。
问：现在你本人还有些什么想法。
答：实实在在的说，自从我们回国后，各级领导和组织给了我们以极大的关怀，身体做了全面检查，生活上特殊招待，陈知建副师长和孔祥河副教导员政治上关心我们，为我们今后能有一个好的生活东奔西走，我很受感动。
通过老乡得知，战前几次电报要求我回去结婚的未婚妻，知道我被俘后，早已另选佳偶，当兵前乡政府的希望，村干部的希望，全家人对我的期待，就我目前的现实，全成了我的思想压力，近来心情极不好受，到现在信也不敢给家中写，我一直在想，我回来这段时间，得到了部队和领导的理解，但能否得到社会，地方政府家中亲人的理解？
我的身体战前腰部摔伤，加上在越南五年零八个月的各种折磨，已是个残废了。
身体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上的压力，会不会把我的精神致残。
说到这里他的眼泪不停地流，怎么也讲不下去了。
由于陈知建副师长和孔祥河同志的多方协调和努力，白志利同志被评为七级伤残，按退伍处理，并在老家巴中县安排了工作，分配到巴中织布厂。然而，在中国，战俘无疑是耻辱的代名词。白志利实在忍受不了人们背后议论和异样的目光，两年后他不辞而别，来到云南他所服役部队的驻地呈贡县，先是卖猪肉，并在此收获了他迟到的爱，组建了家庭，后来又开办养猪场，正当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由于在越南关押期间,身体所遭受的严重摧残,老底已严重亏空,2013年刚刚51岁他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公正地说，作为部队的党组织，对白志利的安排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地方对战俘根深蒂固世俗观念，是一万个白志利也难以抵挡的，看看昔日朝鲜战争后交换回国战俘的坎坷人生经历，你就知道在当今中国，这些观念如十万大山一样是不可愈越的，故悲剧仍然是悲剧。
要改变中国对战俘固有的不公正的看法，必先改变世俗；要改变世俗，必先改变人的心态，要改变人的心态，则是当局对战俘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实和舆论引导，当然这绝非朝夕之功，但是，当务之急是人们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战俘，使他们摆脱战俘的阴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志利战友，天堂里的日子过得还好吗？有嫦娥和玉兔陪伴着你，你不会寂寞、孤单。更不会有让你无法忍受的岐视，作为战友,我们衷心祝福你在那边过得好,远离战争,和众多麻栗坡的战友相聚,他们永远不会岐视你,因为你的遭遇,战友会肝胆相照.如此想来，这也算是你最好的归宿吧。
志利战友，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