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越南兵带着我走下楼，一下楼有好多人给我拍照，看样子像是记者。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院子里，四周站满了越南兵，让我进了一个屋，我说要去解手，两个越南兵好象没有听懂，一把将我推到里面，把门关上了，屋里面有一张单桌，一张竹子床，床上有一个藤制的枕头和一床旧线毯子，桌子上有一个中国字样温州塑壳水瓶和两个白色口缸，我用下额轻轻动了下水瓶，这里面还有水，这时一个越南兵推门进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伏在桌子上一口气喝了一多半，难受的趟在床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直到夜间几时也不知道了，被几个越南军官叫醒，屋里灯光射的象一个大绒球，想动一下手，这时两只手只能艰难地抬到第二个扭扣，一个军官用中国话说，我们是讲人道主义的，是优待俘虏的，这时他从另一个军官手中拿过一套蓝色秋衣，秋裤和一双泡沫凉鞋，还有一条短裤说，你到对面厕所冲一下澡，换一下衣服。
我随着他的指点，由两个越南兵持枪跟着，有一个给我拿着衣服和毛巾，鞋子，我先解了个手，脱掉裤子，上衣是一个越南兵给我脱掉的，他又给我拧开水笼头，冲完澡在一个越南兵的帮助下穿好衣服，我抱起我那身泥巴衣服回到了我住的房间。
桌上一碗饭，上面摆着几根空心菜，这是我到了越南吃的第一餐饭，吃过那碗饭我就又趟下睡着了，一场恶梦将我警醒，觉得混身酸痛，外边越南兵的走动声清晰可闻，这时连队干部战友们,家中老人弟妹，参战前收到电报要求回去结婚的未婚妻等等，在脑子里怎么也赶不走，这一切的一切产生了一个无望的念头，都完了的念头，随之眼泪不停的流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在睡梦中被叫醒，吃了一碗海带丝稀饭，被带到昨天受审的房间，我进屋一看那场面，就明白要过大关了，九个越南军官在桌子两边坐起，记录，拍照，录音，一切早已准备就绪，还有一名穿白大褂的，面前放一个卫生包，桌子上还堆了一些电线，顿时我全身的肌肉全部紧缩起来，我被指点坐在单处。一个越南军官恶恨恨地对我用中国话说，你知不知道老山是我们越南领土，你本人是在越南领土被俘，你中方是一种侵略性的军事行动。
我说不知道。
他接着追问，那你知道什么？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什么也不知道，说着，他站起来，对门外的几个兵说了些什么，进来三个越南兵，将我的上衣脱掉，把我的裤子退到两膝盖处，将我手脚捆在椅子上，把带电线的铁夹子夹在我耳朵上和**上，完后那军官说，你们一起被俘的那个全部交待了，就看你老实不老实，说不说实话，你们这次的作战意图是什么，你们单位的任务是什么？
首长，我临出发前只听一个派住我们连的孔副教导员说，要攻打老山了，收复我国领土。支援柬埔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其余我一概不清楚，因为我是一个煮饭的兵，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时他们几个越南军官互相看了一下，一个拿起电线插头，就向照明插座上插去，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喊就不省人事了，多长时间醒来也不知道，只感到特别口喝，我见穿白大褂的人在收拾针管什么的，看样子是给我打过什么针了。
那个军官见我清醒了，又说，你还是老实交待，不然你就见不到你的亲人了，我说，首长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我的语音刚落，他们又将插头按上了，当时我又昏了过去。
醒来时我是趟在竹床上,上衣在床边上搭着,全身酸痛的坐都坐不起来,我强支撑着坐起,感到肚子隐隐作痛,我一看原来那热水瓶中有水,捧起来一口气就喝干了。
不一会,有三个越南军官带着录音机进来,其中一个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你的口供,按着上面对着录音机大声读一遍,上面是这样写的,老山前线的官兵们,我叫白志利,是三五二○五部队一连战士,家住四川南安县(县是假的)，在攻打老山时被俘,现在我想念家中的亲人,请你们不要再为**卖命了,做无谓的牺牲品,请家中亲人放心,我现在越南一切都好,我的对华广播录音就是这样来的。
1984年5月2日下午16时左右,也就是我们被俘的第四天,我和汪斌一同乘车被押送到越南首都河内,分别关进越南的特别监狱。
第二天一早,又将我们俩押着到了一个很大的会场,我们一下车,上百名记者一涌而上,争着给我和汪斌拍照,有的就将话筒伸过来,想让我们说点什么,几名越南军官在前边,一边走一边分出一条路,将我们带到最前边便于记者拍照的位置，顺应记者的问答,主要是围绕侵略和被侵略这个焦点展开的。
有一个问我们被俘的地点,被俘后生活,今后打算,有些什么要求等等。
还有的问在这次战争前,**如何对部队教育的,为什么要打这仗,这次战争的性质,在实际作战中,**官兵如何看-，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提问,可以说不受任何限制,记者会大概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当时很具体的问了我些什么,我是如何讲的,详细情况已记不清了,但有一条我很是清楚,自称是台湾的记者问,你们将来想不想回中国,还是想留在越南,还是有什么打算,据了解,越南的态度是,如果你们不愿回中国,越方愿为你们安排提供方便,不知你们怎么想。
我和汪斌几乎是同样回答,我们坚决回祖国去。
他接着问,你们回国,难道没有想到**政府和军队会对你们采取制裁吗,甚至会判你们的刑吗?
当时我没有讲什么,汪斌答,这些都想过,但我们同时也相信我们的国家,军队和各级组织,人民,家中亲人,会理解我们的,我们不但坚决回祖国,而且还想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支持,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希望能通过你们向祖国转达我们的愿望,帮助我们早日回归祖国。
这是一个自称,我是中国驻越南使馆人员,刚要问我们什么,这时一个高级军官用英语对记者们说了些什么,把我们和记者分离开,播放了我们的录音,同时宣布记者结束,这时所有记者用不同目光望着我们俩被带出会场。
记者会结束后,我和汪斌一起被送往河内白泰省特殊监狱关起,我们两是分开关起的,一直被关到1984年12月4日,在此期间,开始每天吃一餐大米干饭,有点空心菜和芭蕉花,有点咸菜,后期就吃不到大米干饭了,菜的品种没变,但质量越来越差,后来竟成了空心菜煮稀饭。
当时我的腰部有伤,加之生活较差,身体真的跨了,我多次要求给我治一下病,但越方一直不理。
在此期间,越南共提审过两次,均问一些部队的代号,但我都不知道,自关起后再也没有让我出过门,除非几天倒一次马桶时,才被两个越南看守跟着出来一下,倒马桶时和汪斌见过三次面,当时很想说几句话,都被看守制止了,只好相互望一下。
1984年12月4日,几个越南兵开了房门,把我的眼睛蒙起,给我押上一辆小车,走了几个小时才到一个新的监狱,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黄连山监狱。
当时把我关进一个屋,里面还关着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江苏海门县的,在家因偷汽车拒捕逃出国境被越方关起的。
一间砖房,里面并排着六个长两米,宽六十公分,高二十公分的水泥台,上面铺着一床草席,这就是我们的床铺,起初每天有点稀饭吃,后来整顿的木薯和空心菜汤,没多长时间我的身体彻底垮了,四五天爬不起来,只能喝点水,在我的百般请求下,越方看我也确实不行了,才不得不将我送进了一家黄连山的医院治疗,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我基本能走路了,他们又将我送回黄连山监狱。
就这样一直到1987年4月的一天，又送来四个人(本楼注：是67军老山轮战被俘士兵)，一个是小洛阳，一个是小安徽，一个是大山东，一个小山东，我们都互不叫名字，根据本人家住地点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