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少林（118团一营二连指导员）
我们二连1982年评为军区精神文明先进连，各方面突出，三十多年无事故。我本来是连长，战前改任指导员。穿插失利，原因很多。战前训练掌握不当，把部队搞得太苦是一个问题，伙食标准低，营养跟不上问题更大。好比熬一锅水，火太大又加不上水，只有把锅子烧炸。当地集中很多部队，附近老百姓不多，只能到远处去买菜，买回来一半坏了，本来不高的伙食标准只能有一半吃到战士肚子里。
每个人两套衣服，很快磨烂了，要求补发，哪怕是收旧物资哩！鞋子更费，一星期就穿底。上级说，是需要解决，往上反映吧。上面的回答是：“一套军装，一双胶鞋穿多长时间是经过专家们研究实验过的，不可能坏得这么快，你们等着吧，我们将派人来调查。”
不知是哪个单位果然派了个人来，五十多岁，爬不上我们的山头阵地，几个战士把他“架”上来了，结论是：“情况属实，你们等文件吧！”
有人提：罐头、压缩干粮在极度疲劳又找不到水喝时吞不下去，最好有1979年那种干粮袋，有水果糖、牛肉松、咸菜….还有净水药片…回答是：“那是给坐飞机的人准备的…使人听了更恼火。
战士每月津贴8元钱，战前抽烟都厉害，司务长不愿借钱，怕人死了没法还，好多战士卖手表。衣服没时间洗，长期汗水不干，的确良布成了个硬壳壳，又臭又易碎裂，抓痒能抓住虱子，补衣服只能补“关键”部位，没有布，只好扯帽子里的衬布。老鼠很多，晚上在睡死了的人身上游行，白天钻被子，咬干粮袋，咬得一塌糊涂。
有战士说：“指导员，其它都好克服，没烟抽受不了。”还有人说：“让我在死前把烟抽够吧！”我叫事务长把我们连结余的几千元拿出来，给抽烟的发几盒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做到的是尽力“丰富”一下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组织歌咏比赛，学跳集体舞，开晚会，组织诗歌朗诵。我们把书籍画报录音机都带到了临战训练地。许多牺牲的同志在录音带上留下了诗，没有人听了不感动，家属更是如此。
但我们不能说战前的工作多好，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左”的影响很深！
人的因素，精神力量决定一切，战胜一切。在当时根深蒂固，我看今天也远远没有肃清。战前几天，我们还搞过一次长途拉练，天热，走起来渴得要命，不到一两小时把一壶水喝光。为了接受实战要求，一天一夜不停地走，干部战士都不吃不喝。有的人受不了啦，趴在稻田里就喝，一公尺外就是粪水。
有一些人累躺下了，一个干部抓起他们就踢，还鸣枪威胁，这个干部责任心很强，后来打仗也很勇敢，但战士们就是不为他说话。还有个干部，本质也不错，就是爱对战士发火吼叫，一次行军他接过一个新战士扛的一箱弹药，扛过去就再没人接，他身体不行，终于也累趴下了。
一个班长讽刺他：“你现在也知道了吧，觉悟不等于力气呵！”
笑话多了！一位首长来，要听听我的决心，我表什么态都摇头：“不行，不行，不够劲！”教导员见我抓瞎了，给我递了个条子，三个字：“喊口号！”我恍然，站起来高呼：“首长，拿不下阵地你就到突击排找我的尸体吧！”他满意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嘴上喊实事求是，实际上不懂也不去做，给下面带来很坏的影响和压力。
开进时，明知自己体力不行，还生怕比人家少带了东西，拼命争抢着加码，结果沿途都扔满了器材：爆破筒、手榴弹、圆锹、十字镐、防毒面具，还有饭包水壶…路太难走。本来高涨的士气被汗水浇灭了，被困倦压垮了，一停步就有人倒下，倒下就鼾声如雷。拉肚子的很多。吃罐头，喝生水，拉起来就象开了水闸门。你不能叫他不拉，又不能走远。怕有地雷，只能拉在路边。干部心里急，很想抽烟，但不能抽，只好嚼辣椒。
我们二连在最后，前面没跟上，把我们堵在一个大林子里，憋了好一阵，我一看，快到总攻时间，只好按方位往我们预定的位置去。我那时身体很好，每天冷水浴，但那晚上也很感到很吃力，不咬牙就得往下倒。新战士杨中武十七岁，还未长成人，一米六不到，父早死，靠要饭长大，入伍后表现很好。他倒下了，我拉起他，他一把抓住我：“指导员，别丢下我，别丢下我。”我只好半拉半抱着他走。他边走边哭，还打自己，战士们后来说，那晚上是淌着汗水，流着泪水，踩着泥水，拉着稀水走的。
我们没走到地方我方炮击就开始了，一片惊雷在我们头上排山倒海般飞过，敌人阵地上转眼就是一片火海，天都红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正吃干粮，敌人的炮火来了。后来从缴获敌人一份作战图证明，我们的穿插路线正在敌人预料中，也许是敌人观察到我们的行军路线，人家的炮打得很准，很密，一来就造成我们很大伤亡。因为正走到一条狭谷里，没法躲。原来我们什么情况都想象过，就是没想过在这样的地形突然遭敌炮击怎么办。战士们一下子傻了，很自然地往一堆挤，以为靠得越近越好。本来大家都学过如何识别远炮近炮，如何防炮，这时候却反应不过来了。干部没有慌，很快制止了一堆挤的现象。并指示了前进方向，带领大家拼命往前赶。敌炮追着我们打，沿途又有人倒下了，为了尽快赶到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顾不了伤员了，只有等后面的军工来救护。
伤员们大哭大叫大骂，给部队心理压力很大，有个别人抱住大树喊妈呀，妈呀，神经错乱了。我们大部份人还是冲出了炮火封锁区，但找不到前面的一、三连的去向。我看到前面一个山头上有敌人，看得非常清楚，动员连长攻击。连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没叫我们打这里，也搞不清这是哪，上头多少人。”我和他争：“现在还顾得了这些？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是目标。”他说：“打好了上级或许不追究，打坏了，脱不了责任。”我说：“我负责！”他说：“等一等”，再不吭气。我们就等在那，还是时刻遭炮击，时刻有伤亡。
战士们这一时聪明多了，都就地挖了防炮洞。可惜，一次可贵的战机，一次使我们连可能脱离危险区域的唯一路就这么着等掉了！我卧在地面，一发炮弹打来，听到“噗”地一声，如泼水。接着浑身一震，我知道糟了，想回头看看，但头转不过来，我想挪动双腿，也动不了，我意识到双腿没有了。很快，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好象一支手伸进我的胸腔内在抓挠，我将十指插进地里，让自己不喊叫，指甲都抠没了。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卷，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
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