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告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由他本人担任联合政府。在中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维护了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此，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尽快剿灭主要退到柬埔寨西部山区进行抵抗的各方抗越武装，越南从1980年年底开始，先后在三个旱季集结兵力对抗越武装发动了重点进攻和扫荡。柬埔寨境内各战场打得非常激烈，双方进行了多次反复拉锯，战火一直漫延到了柬泰边境。
在军事打击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的同时，为切断抗越武装的外援通道，越军又在柬泰边境地区部署了重兵，并多次侵入泰国境内，企图以军事威胁向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柬埔寨问题上与越南妥协，达到进一步削弱抗越武装力量的目的。
同时，越南的野心更大，妄图伺机策动泰国***发起全面起义，然后再次派出“志愿军”进入泰国，以帮助泰共夺取夺权的方式控制泰国，从而饮马印度洋，控制马六甲海峡，一举打破冷战双方阵营力量的均势对比。
为此，越军多次出动较大规模兵力侵入泰国领土，试探虚实，与泰军进行了激烈交战。不过，越南企图继续吞掉泰国的野心实在太过狂妄。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盟友，参与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多次海外出兵，美国自越战后虽然在全球处于力量收缩阶段，但也绝不会允许越南如此猖狂挑衅其在东南亚的利益。
而苏联当时已在谋求同美国缓和，争取战略和外交上的有利局面，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支持越南入侵泰国。加上泰共党内已分裂为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和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的两派，长期内耗不休，也无力与越南合作。最终，越南的这一狂妄野心胎死腹中。
1980年代初期的东南亚局势就是在如此的热战与冷战中交织演绎。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柬埔寨进行抗越斗争，必要时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以维护世界和平。与此同时，当老挝、柬埔寨相继被越南控制后，20多万越军蹲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虎视眈眈，令泰国也深深感受到了越南的严重军事威胁。
泰国总理江萨在1979年访问日本时就说过：“越南的下一个目标是泰国，越南过去曾经表示要解放同柬埔寨接壤的泰国东北部的农村。”在如此的紧张局势下，泰国不得不逐渐抛开了对中国的多年敌视，开始与中国走近。在面对越南这个共同敌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支持柬埔寨的同时，又与泰国结成了防务合作伙伴，开展政治、军事合作，共同遏制越南的扩张野心。
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1983年访问泰国时公开表态：“如果越南胆敢侵略泰国，中国的军队不会视之不理，我们要支持泰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国家。”投桃报李，泰国也对中国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武装开了方便之门，动用军方力量帮助将中国提供的每月约400吨的武器和物资转运给柬埔寨抗越武装。
如此，中国发起两山作战，除了对越南挑衅中国进行自卫还击，坚持反霸斗争外，同时也是履行国际义务，支持柬埔寨和泰国的抗越斗争，拖住了越南清剿柬埔寨各方抗越武装和军事入侵泰国的后腿，有利于三国联合抗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局。
第三，是缘于中美战略互动的重要考量。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中国在冷战大棋局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的合作，由此中美在战略协调关系上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两国关系也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自从里根政府上台后，一改美国自越战后在国际上的软弱形象，主张对苏强硬，主动出击，在全球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而中国多年来则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软弱态度，强调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里根政府的对苏强势态度，正与中国的战略追求相契合，因而两国的战略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4年初，中美双方就确定，里根总统将于4月访华。在这个时候，中国决策发起两山作战，再次教训苏联的小兄弟越南，对于推进中美的战略互动无疑是有利的。同时，美国也更加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两国进一步互相支持，有助于在战略合作上取得更重要的成果。
由此可见，中国发起两山作战起到了推进中美战略合作的黏合剂作用，符合当时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于国际国内都是重大的得分。
最后，是出于对苏联实力相对衰落的谨慎估计。中国要再次对越南进行惩罚作战，就不能不考虑到越南的幕后老板苏联的反应。在1979年发动惩越作战时，因为苏联在北方边境的严重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匆匆结束了进攻，早早宣布撤军，没有给越南以更严厉的打击，造成了这场战争中的很多遗憾之处。这一点，实在是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沉重的记忆。事过5年之后，要对越南重启战端，苏联会如何反应仍然是关键的战略考量。
进入1980年代后，因为长期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加上多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还有入侵阿富汗后陷入了战争泥潭，苏联的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经济发展逐渐陷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实力开始衰落，已无法维持在全球的战略进攻势头。而中苏两国的关系，和1979年相比，也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在1979年的中国惩越作战后，苏联发动舆论宣传机器在各种场合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将战争责任全部推给了中方。作为回应，中国于1979年4月3日宣布，不延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建议通过谈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苏联的反应首先是指责中国要全部承担废约的责任，然后又借机攻击中国“背叛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狂热地追求霸权，实际上加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阵营。”对于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苏联方面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愿意与同中国进行谈判，但随后又表现得很迟疑，因而两国谈判迟迟未能启动。
在1980年后的2年左右时间里，苏联基本上维持了很高的反华调门，在日常宣传中继续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领导人进行攻击，并且软硬兼施，呼唤中国国内的所谓“健康力量”，“会有办法保护他们国内的社会主义成果，并恢复他们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系。”这一段时期的中苏关系表明，苏联敌视中国、企图压服中国的政策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进入1982年后，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日益困难，而中国在向西方开放后国家实力有了长足的提高。苏联见无法压服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转而希望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来摆脱被动局面。
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跑到了靠近中国新疆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讲话，在例行攻击中国的同时，又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建议苏中举行磋商和采取步骤改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