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接替老山防务后，接到上级通知：“总部要求作战部队要做到不主动出击、不主动炮击、不主动宣传边境战事（这条主要是指新闻单位）。”后来，我们把这三条简称“三不主动”。

关于“三不主动”的目的，我认为是在中越边境同越军搞一下缓和，静观其动态。“三不主动”，我理解是“敌不打我，我就不打；敌要打我，我就还击”。

防御作战本身就是被动之举，自“三不主动”的指示下达后，我师的防御作战更加被动，神枪手、神炮手活动停止了，似乎一夜之间无事可做。

树欲静而风不止，自贯彻“三不主动”后，越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前沿阵地的偷袭和炮击。前沿阵地均是土木工事，是我防御的软肋，经受不住敌炮火的打击。在敌炮火对我阵地打击时，如果我能及时以火力压制敌炮兵，就可减少伤亡，所以我一天也没停止用炮火反击敌人。

两天过后，军炮兵处打来电话，要求我师在打炮时要先请示报告，分管炮兵的黎德富副师长问我怎么办。

我说继续按我们对“三不主动”的理解办，敌打我打。敌人打我，难道我还手，还得先请示上级？等上级答复后，一是敌人跑了，二是敌人藏了，连一名普通战士都知道这会失去战机。

几天后，军炮兵处又来电话：“你们多用小炮，少用大炮，每日不得超过二百发。”

难道我一个师长，不知道何时用大炮？何况使用小炮，是营连指挥员的事，根本用不着我来管。很多事说不清，我无法与他们理论，仍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办。

可是没过多久，军炮兵处又来电话，称“炮弹打多了你们要负责任的”。我立即给军政委曲明耀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对曲政委讲：“炮弹打多了，刘玉尊负责，进班房刘玉尊先进。”

曲政委在电话中要求我冷静，等军里再研究。可这事叫我如何冷静得了？32师是奉命到老山前线打越军保边疆的，不是给越军做靶子的。

这段时间，我这个当师长的处在两难境地，上边有“三不主动”，下边团里对师里也有意见。尤其是96团，其前沿阵地遭敌炮击后，总是要求师炮兵对敌人进行压制，虽然我师配有“辛柏林”雷达，可以快速确定敌炮兵发射阵地位置，但对敌游动炮、坑道中的火炮，也是无能为力的。对此类炮，有时压制不及时，团里就有埋怨情绪。96团团长有时急了，就在电话中让我听一听前沿阵地的战士，被越军炮弹震得呐喊的声音。

9月4日，昆明军区一位领导到师指挥所检查工作，我认为是该我诉说的机会到了。我汇报了在贯彻军委“三不主动”时遇到的矛盾，说到一线阵地遭敌炮击的场景时，我说：“战士在前方流的是血，不是水。”说到这里，我很激动，有十几秒钟讲不出话来。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后，才继续汇报。不料，这短短的十几秒钟，给我带来人生的重大转折。但我下定决心，只要我还在师长这个位置上，就按我对“三不主动”的理解办。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作战，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兵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敌打我打，敌不打我不打，同时我也做好了负一切责任的思想准备，在风口浪尖上履行职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96团报告：敌约一个排的兵力夜间偷袭我146高地，大部被我歼灭。在第二天早晨作战值班交接时，夜间值班参谋汇报了这一战果，我当即指示作训科将此战果报军，可是军里不相信，说：“技侦（就是技术侦察）对此无任何反应，故不能算数。”

我师老山防御作战期间，计算战果均是依据技侦出的报告为准，而技侦的报告是来自越军每日将伤亡情况向其上级汇报时被我监听到的，不是下边报多少，战果就算多少。

我非常相信96团不会谎报战果，但我很无奈。当时师里没有摄像机，只好令96团把击毙越军的衣服扒下来。徐团长说：“阵地前沿有雷场，不好下去。”

我说：“你不是有工兵吗？排雷下去。”

等了一会，他又报告：“因为天热，越军的尸体已经腐烂了，衣服扒不下来。”

我对他讲：“用刀把衣服割下来，直接派人送到军作训处。什么也不用说，把越军衣服放在那里就走人。”

之后我没再问情况，军里也没给个说法。

此事过后，一天夜里黎副师长向我报告，说兄弟部队一个团在攻打八里河东山一个敌阵地，遭敌人火力压制，攻不上去，但也撤不回来，请求我炮火支援。

因为情况紧急，容不得我多想，我当即告诉黎副师长：立即支援，组织好，计划好，搞清部队位置，不要伤着兄弟部队。

过了一个多小时，兄弟部队的团政委打来电话说感谢，部队已安全撤回。事后我在想，这个团是军的预备队，怎么到一线攻打越军高地？难道他们不用执行军委“三不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