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下午，师令我团立即炸毁南卡大桥，防敌追击，掩护部队后撤。

南卡大桥建在两山之间，完全是钢结构，是越南境内的一座重要桥梁，据郭参5公里，有越军看守，我团接师命令后，立即研究决定，令三营加强团工兵排执行炸桥任务。但率三营作战的一位副团长对敌情顾虑严重，找各种借口迟迟不行动，最后抱病而归。

团里不得不临阵换将，决定由一位1943年入伍的老副团长赵旺海同志率三营担当此任。赵副团长是山西人，他的传奇故事不少，平时生活很简朴，买东西都精打细算，买什么东西他都要货比三家，就是买双线袜，也要跑两三个商店才能成交，连他的警卫员也不愿跟其进商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西南剿匪中任营长，有一次执行押送100多名俘虏任务的途中，遭土匪团团围住。为了率全营杀出重围，在对待俘虏问题上犯过错误，最后在首长的力保下，留下一条命，又从战士干起。

赵副团长受领带三营炸南卡大桥的任务后，二话没说就去了三营，在师炮群的火力支援和师侦察连的配合下，歼灭了守桥之敌，于3月6日24时前，炸毁了南卡大桥。我团于3月7日黄昏，沿七号公路回撤到为麻登车，3月8日下午回撤至建水县的秧田，在这里主要是静观敌人动向，搞好作战总结。

我自己认为，此次自卫反击作战，就我团情况来看，组织准备存在不足，地图太陈旧（法国版四十年代测绘），通信联络不畅，歼敌数量不多，且多数是越南边防公丨安丨部队，共歼敌300余名。越军守而不坚，遇到我部攻击，采用三十六计逃为上策，这似乎是越军对我反击作战的一个策略？

1979年3月初，我团奉命攻打郭参之越军后，撤回云南境内的建水县休整。

这些天，团领导主要是每日接待各级慰问团，部队主要是清点武器装备，打扫个人卫生，3天假期也只能在驻地休息。3天休整过后，各营连按团的统一部署，进行自下而上的作战总结，大找作战经验，查找不足，评功评奖。

万万没想到，四连在组织总结时，因一名战士给其副班长提了一条意见，导致这个副班长情绪失控，出现严重事故。

在部队反击作战凯旋欢庆胜利之时，突然发生这一恶性事件，造成严重恶果，令全团上下感到万分震惊。因为我在二营任职七年，对四连情况比较了解，团长，政委就派我和保卫股长处理善后事宜。

我到四连去，发现干部之间互相埋怨，战士们情绪低落，干部战士都说反击战连队仗打得好，全连可以荣立集体三等功，但出了这么大的事，功是邀不成，反而给全团抹了黑。看到四连干部、战土思想很不稳定，当即我就召集四连干部开了个会。在会上，我讲了三条意见：

一是连队已经出了事故，首要的是我们每个干部勇敢地面对，最重要的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把未来的事办得更好。二是要变压力为动力，越是在困难时越要讲团结，绝对不能互相埋怨，各自应查找自己的问题。三是继续搞好战评，带好部队，鼓舞士气。

会后，我就到出事的班召开座谈会。下午四时，团里派庄副政委接替我的工作，当时我想可能团长、政委认为我来处理此事不太合适？还是感到司令部战后工作太多？没再多想，当块好砖任党搬吧！

回团后，我同王德武副参谋长搞完司令部的作战总结，又同作训股的同志一块搞典型战例选编，部队转入正常训练。

1979年5月14日，96团凯旋回到临沧博尚。中为作者

5月11日，我团奉命回撤，5月14日，返回到团驻地临沧博尚，受到当地的隆重欢迎。在部队营房的大门外的公路两侧，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接胜利凯旋的部队。

临沧地区和县里来部队慰问演出的活动不断，整个营区如同过节样热闹，一周后才恢复了往日一样的平静。部分干部战士开始休探亲假，部队转入正常训练。团里组织了若干小组，分赴全国各地，看望慰问在作战中牺牲的干部、战士家属。

7月初，我被任命为副团长，任副职虽说权力不大，但压力小，无论遇到什么事，上有团长、政委负责，具体工作有司、政、后三个部门去干，比当主管轻松多了。此时，我似乎坐在了河岸上，观看微风吹动的河面，心情是那样的平静。

可是好景不长，10月初，我被任命为一团之长。在短短的三个月里，“连升两级”真是“官运亨通”。任命前一点风声都未听到，太突然了，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如何当好这个团长，如何与老政委配合好等一系列问题，都摆在我的面前。

我团政委李清存是东北人，1947年入伍，参加过辽沈战役，南下广东追歼蒋军残敌，抗美援朝、对印反击战等，工作经验丰富，在各种会议上没成熟的意见不轻易表态，给人一种成熟老练的印象。

同这样一位老同志搭档，不把全团工作搞上去，说不过去。我该怎么办？首先查找我自己的不足，我最大问题是有不谦虚、骄傲情绪，在工作中主观、急躁，听不得不同意见，我想在工作实践中，一定要认真克服这些毛病，争取收到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