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2师胜利完成老山防御作战后，撤到西畴休整备战。我常同师长、副参谋长及科长们以审视的态度讨论老山作战中的经验与不足。同时，为参加军区参谋长工作会议作准备，有过些思考和感悟，在此作为心得综合如下：

一、老山防御作战貌似边界争议战争，但也是当时为打击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和牵越支柬的“政治战”

战争为政治服务，是政治的延续无须争议。军委因势利导对战场作战指导下达的“三不主动”原则也无可厚非！但我认为，我军在执行中存在认识的局限性问题。

首先这只是我方“单边寻求战争降温”的阶段性战场指导原则，为此前方防御作战部队必然趋于被动。如何在被动中争取主动，是战场指挥员都要考虑的问题。结果，上级在火炮控制运用上过于死板，主要防御方向的师级作战单位每次炮击与反炮击，都须上报批准，无疑给阵地防御作战带来更大被动。执行“三不主动”没有问题，但反炮击需要快速反应，应该放手给师这级作战单位应有的权限，在敌人炮击时能够“以牙还牙”，以及时的“反炮击火力”压制敌方炮火，才能减小对阵地坚守官兵们的炮火伤害与威胁。

其次，一厢情愿的战场单边指导，敌方不知情也不会“领情”。相反，见我反应迟缓，会导致敌对我方的炮击与攻击更加有恃无恐。战场实际情况也证明，从8月中旬后到10月中旬期间，敌方趁机“报复性”炮击与攻击更甚！再则“7·12”之前是“放手地打”，到我师接防后则成了“有限制的打”。“放不开手脚”在官兵中产生些困惑与怨愤，完全可以理解，应该予以疏导，任何简单和不当的处理都不利于调动作战部队的积极性。

老山轮战多年下来，在我师之前收复老山和“7·12”打敌大反扑期间，担心的是炮弹不足和能不能及时运到炮阵地来的问题；于我师之后则是“人家把炮弹当机关枪来打”！而后面的轮战部队，恐怕都没有遇到过限制炮兵火力运用方面的尴尬吧。

二、这是一场特殊环境中的常规作战，特别是敌我双方均未直接动用航空兵部队于战场作战，这无疑为战争减少了不小的残酷程度

在山岳丛林极其特殊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中作战，不仅别具特色地对诸如大口径火炮、坦克、导弹等兵器的运用具有局限性，也更具挑战性。同时，对间隙地、结合部的控制和阵地工事的工程用兵，前送后运、后勤保障的兵力分配等均需周全安排。阵地后送一名伤员往往需要一个班，还有野战阵地的疫病防治、雨季“抗雨患天灾”等，这在其它环境条件下作战是不可复制的。

三、赋予我师作战任务时间略显紧迫仓促

40师收复老山、662.6等高地作战之后，时值“7·12”打敌大反扑之际，师主要指挥员尚远离部队，在“毫无参战准备情况”下突然受领任务。部队紧急收拢、迅速开进战区集结和作战动员，连缺编的95团3营，也是急调33师98团3营经扩充后赶运到马关，暂时编入我师95团建制。试想若时间充裕，能同所有拔点作战和后来的轮战部队一样，有至少一个月以上时间的临战训练与战前动员，我师作战的各种准备也会充分得多，作战效果也会好得多。

四、战场上“婆婆多”不利于打仗

在部队编成建制内作战，各级的职责和指挥隶属关系都是明确的，就应该在总的作战指导原则和战役战术要达成的目的“定下决心”之后，在不影响和涉及大局的前提下，军及以上指挥员就要放手或尊重师级指挥员具体的战役指挥与战术抉择。

当然可以指出不足或弥补下级考虑不周之处，更应该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简单地否定，甚至推弃责任。而过多干预不仅极易贻误战机，还将打击或伤害下级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信任和放手他们，或许更是创造不朽战绩的动力！

多年后，我曾在“百度搜索”中见到：用《一句话评价老山轮战各军》的评论文章中称“32师在越军喘息时上阵地，没有大仗，小便宜不断，打得灵变、巧妙，积小胜为大胜…”此文词句虽然简略，但还比较客观！不过笔者应不会知道当时战场，还曾经有过一些限制和束缚，否则当年32师的战况与战绩当另行书写。

1984年12月，我32师从老山战场撤到西畴数日后，蒙进喜任11军参谋长，师刘先诚副政委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田兴明任副政委，军区干部部刘智浚副部长回师再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相继下达。部队经简短休整和组织老山防御作战总结后，很快进入“备战苗皇帝山”的战前准备和临战训练之中。

在西畴，师要做的工作有：用3天时间进行装备管理检查和作风纪律整顿；集中5天时间做好战评，完成作战总结；然后进行年度兵员“复补教育”和就地组织退伍老兵离开部队，派干部送返回乡；已征接到营区驻地的新兵以师直属队和各团为单位，分别组织基础训练后于春节前输送到战区集结地，统一补入部队“备战苗皇帝山”。

【32师师长刘玉尊（右）、政委刘先诚（左）在研究作战】

其间，完成师直属“导弹连”的组建；完成兵员和干部调配；完成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更换补充；完成再战的思想政治动员。同时明确94团担任主攻，95团为助攻，96团为师预备队；确保春节后全师部队能集中精力投入到“苗皇帝山拔点作战”的备战之中，展开临战前的针对性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