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底，军区首先调整师团作战部队领导班子。谢政委亲自带着干部部的人，带上花名册几乎走遍各师、团部队，直接同“有文凭又年轻”的军官们见面谈话，从中选拔甚至就地任免干部。打破了逐级丨党丨委议定，再报军区审批任免的惯例。
到次年三四月间调整军级单位领导班子时又从刚任职不久的师职干部中产生，所以有的干部在师的职位仅三四个月就又被提升到军的职位。部队中即出现年前才由团长、团政委提拔到正师或副师职岗位，次年初又升任副军职的状况。数月内多人出现“连升三级”而且是军旅人很为重要的“三级跳”，足使区内干部们啧啧称奇！
军、师、团类似大面积的干部任免调整，涉及所有干部的进、退、走、留，一时间在干部队伍中引起了轰动效应。因而难免流言较多，甚至有“走和留、上与下，全凭谢政委一句话”的传说。事实也是有相当一批年青干部走向新的重要岗位，同时也有大批“老革命”与超龄干部面临离、退休和转业。特别是老八路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若进不了军师级班子的都将面临离休。由于干部队伍的大变动和进、退、走、留引起的心里落差已显而易见。
大刀阔斧的干部调整，也的确将军区内的“干部年轻化”推进了一大步。一则当时部队团以上领导层年龄老化严重，文化不高、知识面窄等已成影响部队建设的阻力，确实需要大批俱有时代活力的年轻干部予以替补。再则多年积压下来“干部老龄化”的问题也需要打破条条框框才能推出新人，也才能适应新时期部队建设发展的需要。
干部人事调整后军区内30岁左右的团级、40上下的师级、50左右的军级干部不在少数，也充实了各级班子年轻化知识化的生动活力。更可喜的是这批新上来的年轻干部基本都经历过自卫反击作战的实战锻炼！这也是昆明军区得天独厚的干部资源优势！
其中我们军引人注目的就有何其宗、杨德福、廖锡龙、喻忠桂、蒙进喜和舒玉泰等走上了军和师的领导岗位。由此除军长马秉臣和政委曲明耀为“老八路”外，所属三个师新班子中已不再有建国前的“老革命”了。
原各师“老班子”中的六位师长、政委就有两人提升为副军职，三人直接升正军，仅一人离休。军九位老首长中一人平调，四人提升，四人离休。使当时军区范围内几个军级单位几乎都有11军去任主官或副职的领导。相传“11军就是出干部”！为此感叹或与之嘘声不少。
出干部多，其实是这支部队健康发展的必然。从11军组建伊始，军丨党丨委、特别是首任军长董占林就再三强调新部队必须加强团结，克服派性（包括山头）为首要！还亲任队长组织师、团、营、连长们“五长集训”，狠抓战备训练与准备打仗为目标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打好了基础。
虽然后来仍受文丨革丨不小影响，但粉碎“四人帮”后又在老红军陈家贵军长和老八路张琦政委带领下很快摆脱干扰，再现团结奋发、准备打仗的新气象。特别在自卫还击作战中，11军这支新部队在军区主要方向的侧翼独立作战，仍因战绩显著而士气声威大振。此后接任陈军长的王争军长务实谦和，部队上下更趋团结齐心，终致在这次推进干部年轻化中颇受其益。故我认为“领导班子团结心齐，部队作风好，就出干部，就出战斗力”。
军机关同时期也经历了干部大调整，部门领导和各处正副处长无一没有变动。司令部当时10个处就有作训处章仕奇、军务处王继铭和直政处方文安，他们三位建国前后参军的老处长直接升任了军区训练部长、军副参谋长和军后勤部政委的正师职。
通信处长孙均发任临沧军分区副司令，机要、工兵处长离休。炮兵、防化与管理处长转业。处长缺位的部分由机关产生，多数从部队选调充实。我则因侦察处一直缺处长，便由副升任处长。还因战后增编了驻楚雄军坦克团随之有了装甲兵处，此时军司令部在编达11个处。
我虽只是提了一职，但自己很满足。毕竟进入正团、比过去历任处长及退下去的老革命们在这级职位时都年轻了许多。同时“以副代正”处长就两年出头，应该知足。还刚新组建了直属营级单位的“技术侦察队”，这个编制对军这级战役集团的侦察情报工作是重要加强！军区在指派技术侦察大队骨干杨根来任队长时、我处参谋张学宁也得以升任教导员。特别是陈才贵和张锁两位副营职参谋，此次都能提两职分别到32师和33师去任侦察科长，作为他们的领导我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各级领导班子和机关人事调整后部队作战任务没有变，而且日趋紧迫。1983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为掌握边境侦察作战情况和“拔点作战”备战需要，我常在部队和杨万、董干前线奔波，以至同时入伍的老乡战友曾祥富来军政治部任群联处长近半年了，也只见过一面。军机关人们则戏说：侦察处长神出鬼没的时候，就是又要打仗的信号了。
新任副军长何其宗四川南充人，1960年入伍后在54军130师当过时任师长董占林的警卫员，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年我调来侦察处时他是作训处参谋，共同在军司令部到1978年我去南京上学，当年10月他即去93团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反击战后任92团团长，军事学院毕业即任33师参谋长。
这次干部调整他先任31师师长，很快又任副军长。还因新任军参谋长钟理明上任即离职去军事学院学习，何则在分管战备训练的同时还主管司令部工作。他对战备训练抓得很紧，自然针对可能的边境战役、战术演习不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成功组织军带各师机关首次尝试“无想定与无原案”的室内战术对抗演习，得到军区肯定后又经总部推广全军，这也成为当年何抓训练的一大亮点。
11月，军师首长机关“室内战术对抗演习”中，我与31师原参谋长何建国充演“蓝军”，与何副军长为主导的“红军”对抗。我们集对“预设敌”的研究成果，倾其所能地将敌战术思想、作战特点在对抗演习中充分显现，于红军争夺胜利增设了不少难度。以至马秉臣军长多次对我发问：为什么要出这些情况？为什么要这样出情况？根据是什么等等。而我都能比较详细地回答，也使连续三昼夜的对抗演习更加有声有色。
演结时马军长还专门对“蓝军组”给予了表扬。后来回想这次演习中马军长可能是在有意考察我，不然他怎么会多次到“蓝军工作室”追根溯源地反复提问？并且只对我而不问何参谋长呢，这次演习可能对我不久后的升迁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