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侦察作战回大理，值全军机关、院校等所有职称不明确干部统一“评定职级”事基本结束。我虽未参加教育评定的过程，但也深知意义重大与影响深远：它使全军部队、机关、院校工作人员中，职务级别不明的参谋、干事、助理员、管理员、教员以及医生、护士、工程技术人员等都有了相应的职称和级别的责、权、利之分。是军队当时“拨乱反正”走向正规化的重要举措，也为后来恢复“军衔制”打下基础。依据入伍年限和资历评议，我同处里的郭家龙被定为正营职参谋，王文云、张锁为正连。纵横比较我满意了，感觉遇上了好时代，应该用心工作好。
对我在河口作战中的作为，侦察大队临时丨党丨委专门为我报请了“三等功”，连同战士记功都需要报军政治部审批后才能认定。但送政治部的立功报告延滞月余也没有回音。
武处长去询问，组织处长说你们要记功的战士都如数认定通知下去了，但干部不仅要从严把握、而且杨子谦在“职称评定”中已定为“正营职”，正营职干部记功必须由军丨党丨委审批，那就更难了，还不如由你们司令部丨党丨委给他一个“嘉奖”来得快！最终虽只获“军司令部嘉奖”但也坦然，这至少是对我“参加边境作战”和经历过“实战”的肯定。
8月初军区情报部通知：总参情报部要在北京某研究所召开“侦察装备”研讨会，主要审定将要给部队装备的侦察器材。有的装备待会议之后就将下发部队使用，所以要求与会者年轻、有文凭，接受能力要强。上北京这是难得的“美差”。论年纪处里参谋都年轻，而且都有文凭，郭家龙还是云大本科毕业。经武处长报告军刘展参谋长后指定由我去参加会议。
这是我首次到北京，感觉是件极不容易的事。那些年没有旅游，上班人也没有时间与经济能力去趟北京，当兵人好不容易轮到休“探亲假”都直奔去看望父母与妻儿，哪有旅游机会。当年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群众，在大会堂接见全军团以上干部，那是多么“光荣神圣”的事。想起这些我就感觉幸运，甚至喜出望外的兴奋，也计划着一定要到天安门、烈士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去看看。
在京某军队研究所，参观了可用于陆军与“边、海防岸基部队”用于战场观察监视的小型雷达和夜视器材的操作演示；试穿了野战迷彩衣服和“隐身饰物”以及野外伪装涂料等。据研究所负责人讲：这些尚未成型的装备、装具和器材尽管仍显粗糙，比起世界先进国家军队的同类产品相差仍然很大，但从研发初期到高端必须要有这样的研制发展过程。比如迷彩服及伪装饰物的染色材料需要多种矿、植物颜色调和，到底用什么矿物颜料调色，以及又不脱色等我们都还没有解决。
又如看到的夜视器材与小型雷达，虽可由步兵携行但仍然笨重，而且观察监视距离短、清晰度差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是因为文丨革丨期间几乎军队所有研究所瘫痪，人才流失严重，科研项目停滞达十年之久。当前高科技领域受美、苏等国封锁，先进的东西引不进也买不来，需要我们自己重新起步。现在是研究所恢复正常工作以来的第一批产品，虽不尽人意，也总算开始注重科研与生产了。与会者们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军队装备太差，太落后于时代了。
我结合边境侦察作战的感受与“教训”作了以下发言：目前部队侦察兵的装备与步兵基本没有差别，文丨革丨前比步兵多一把“专用匕首”，但这种特制匕首不能切削也不能砍割，除了可以捅与刺以外实际作用不大，说重点基本就是件道具、是个摆设。美、苏等军队早都普及了的野战迷彩服与夜视器材等，在刚结束不久的自卫反击战中也没见有部队使用过，官兵们仍都是穿着一年一套半（多一条军裤）的“65式军常服”作战，夜视器材更没有过接触。
目前，应当有适合中越边境地区作战的野战迷彩服配发南方部队，这也是我们在边境执行侦察作战任务官兵们最需要的基本着装。再说越南落后吧，但越军特工武器和装具的“轻便与小型化”就比咱们强。越军钢珠手榴弹比咱们的木柄手榴弹就要轻便，我们的木柄手榴弹虽然好用，但可以设计得小型点和重量减轻点。再就是我们侦察兵配备的木托冲锋枪与步兵同类型、一样重，野战装具与步兵相同一件都不能少、也轻不了，在边境侦察作战中深感笨重、不便携行。希望新研制的装备器材在注重有效和实用性的前提下，也要注意轻便和小型化。现在研制出来的野战迷彩服与夜视器材，尽管还不够成熟也没有定型，但还是比较实用的，建议可以先配备给在边境执行作战任务的侦察兵使用、试验。
我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共鸣，总部机关及研究所认为紧贴战场实际，引起重视。会后一年之内陆续配发给边境侦察作战中侦察分队试用的武器、装具就有：微声冲锋枪、便携式地面小型雷达、夜视屏普反应仪、单兵野战帐篷和饮水袋等，还有可以用来剪、砍、削、切、刺与击打等“多用途”的匕首也替换了原来的“专用”匕首，部队侦察兵装备有了改进。
在京时会议组织去过八达岭、登上了万里长城，参观了密云水库和十三陵，还专程到天安门留影，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纪念堂，也感受了乘地铁的滋味，以及慕名去王府井和长安街观光，领略到首都的繁华。
乘火车回昆明，在军区招待所遇到政治部万一琪干事告诉说“老杨你已经提副处长了”。老万与我算是老朋友了，以为他是开玩笑不以为然，见我几无反应进而告知说这次军机关只俩人提副处长，除你是侦察处副处长外、另一个是卫生所的曾医生，他任后勤卫生处副处长。
当副处长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大事。任命下达时我正在北京，前后在外也就十多天时间，而且离开大理前亳无要被提升一说，又刚评定为正营职参谋还不出大半年，自己仍在心满意足之中呢！这下突然被任命为副处长，真还有些出乎意料的激动。也自思我在军机关这个职位上还是“嫩”了点，此时正副处长中大多仍为四五十年代入伍、50左右的老同志，像我32岁任副处长进入副团的毕竟还不多，仅与军务处陈尔宽副处长基本同资历，而他是“自卫战”后很快提起来的年轻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