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对越反击战打响，2月28日上午，122团4连，经过穿插开始了攻占珊嘎的战斗，4连3排奉命担任主攻任务。
战斗打响后，4连3排长傅书荣带领8班、9班奋勇杀敌，一鼓作气攻下了敌军左侧的无名高地。其后傅书荣命令8班在左、9班在右进行火力掩护，自己带领1个小组向敌军阵地进行攻击，指挥战士们注意隐蔽，分段跃进。凭借工事据险扼守的越军使用轻重机枪疯狂的向3排猛烈扫射，一名战士中弹牺牲，这时越军又用60迫击炮向3排射击，情况十分危急。傅书荣一看敌人火力太猛，赶快调整作战战术，将1个战斗小组分成2队，交替掩护前进。
3排2组战士在傅书荣的指挥下，互相掩护、互相配合猛打猛冲，勇往直前，向敌军猛烈进攻，消灭了第一道战壕阻击的6名越军，占领了敌前沿的第一道战壕。稍作整顿后，3排向第二道战壕发起进攻。这时突然遭到左侧树林中越军1个隐蔽火力点的阻击，傅书荣命令战士们还击，他拎着丨炸丨药包悄悄绕到越军火力点后侧，隐蔽着向越军火力点冲去。只听一声巨响，越军的隐蔽火力点被彻底报销了。
敌人失去了左侧的火力点，仍作垂死挣扎，战斗更加激烈了。这时战壕里的敌人投出了集束手榴弹，当场有5名战士负伤，1名战士牺牲。傅书荣腿部也被弹片打中负伤，进攻一时受挫。傅书荣忍着伤痛，重新组织队伍，不给敌人喘息机会，继续发起了进攻。
由于越军火力太猛，3排经过多次反复争夺，终于接近第2道战壕，这时3排也损失很大，就剩8名战士了。凶恶的敌人一面用机枪疯狂的扫射，一面向解放军战士投手榴弹，又有4名战士相继负伤。
傅书荣把4名战士分成2个战斗小组，他带领1名战士从正面牵制越军，另2名战士绕到越军后侧进行攻击。傅书荣这组2人不停变化作战位置，以迷惑越军，另2名战士成功从敌后方进行了攻击，一时阵地上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此时越军以为我军援军冲上来了，丢下阵地向山下逃窜。
傅书荣抓住这有利战机，指挥3名战士猛打猛冲，并不断向敌群投掷手榴弹，借助手榴弹腾起的烟雾作掩护，继续向主峰阵地冲去。眼看就要占领主峰阵地时，越军增援部队从战壕两侧反扑过来，瞬间双方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又有1名战士负伤，傅书荣命令2名战士将负伤战士护送到安全的地方，自己在后面负责掩护。
敌人反扑的机枪扫射的更加猛烈了，傅书荣临危不惧，狠狠地予以还击，身上多处负伤，最后子丨弹丨打光了，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战壕前沿。
这次战斗，傅书荣带领3排战士和越军激战了7个小时，向越军阵地进行了4次冲锋，消灭越军3个火力点，歼敌20多名，其中傅书荣1人就歼敌8名。战后，部队追记傅书荣一等功，昆明军区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越南有着特殊的山地和丛林地形，十分不利于正面行军，因此越军基本上都是小规模的游击队伍，尤其擅长骚扰偷袭伏击等，且他们培养了许多的特工和民兵，冷不妨就会突然有个人出来放冷枪，参谋长段学章便是牺牲于这样的越南特工手里。
14军41师123团参谋长段学章
这也和我军将领英勇作战，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有关，越军的指挥官基本上都是躲在大后方指挥，见不到身影，而我们解放军将领通常都是冲锋在前，临战指挥。段学章本也是在队伍后方指挥的，可由于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行动方针，及时地掌握队伍的部署和战况，段学章便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行军队伍前方，可不料当时的队伍里混进了一名越南特工，伪装成解放军战士的样子，没有被发现，这名特工趁人不注意，向段学章投掷了一枚手榴弹，在场包括段学章五位人员在内，都被炸伤，段学章也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而那个特工也被随后反应过来的战士击毙了。
还击战开始，父亲所在的八连是孟康战斗7号高地的主攻连，他带尖刀排。2月18日攻下孟康高地后，转移阵地时，杜振玉和他在越南战场相见，格外亲切。他掏出我的照片，说：“别的没挂心事，就挂着这个还没见面的小子。”杜振玉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当时分秒之间死神就可能降临，简单交流分开后，他们抓紧投入到战场中去了。
20日，扣周战斗，父亲他们仍是主攻连，他仍是带尖刀排。从上午十点交火，下午五点战斗结束，他们连战果挺大，缴获山炮两门、汽连两部，各种枪支弹药一大宗堆在公路边，此战他们出了一个全国战斗英雄-英雄火箭筒手甘在和。
父亲在前两次战斗中一点都没有受伤。24日拂晓，东家战斗打响，越军趁我军立足未稳，阻前截尾，实施炮火袭击，近距离轻火器相互交火，我们也是几个连队交替前攻，占领制高点。父亲的尖刀排当运动到一个山头路边突出部时，越军122榴弹炮炮弹倾泻而来，呈覆盖式落点，就在此时，父亲全身性弹片重伤，被抬到一大石后包扎。杜振玉此时前冲占领阵地，看到了父亲，当时他还很清醒。杜振玉因另有指挥责任，只作短暂停留，就离开了父亲。后来听救护人员说，包扎后坚持到天黑，父亲被抬到汽车上，运到境内的河口县，因是重伤又送上闷罐车运到昆明。
我在德州市区上学的日子里，生活平淡而快乐，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艰难。叔叔婶婶待我很好，对我的生活和学习十分关心，母亲也时常坐车来看我，寒暑假的时候，我也会回老家和母亲团聚。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的情况，对我也是格外的关心和照顾。
同时，党和政府也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上学减免学费、生活上处处照顾。每逢年节，各级领导到家中走访慰问，甚至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区里的领导、民政局的领导还经常给予关心、帮助，这一点一滴的温暖关怀，逐渐在我心中累积。
如今，我已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在组织的关心下，工作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母亲今年已年届七十，现在和我一起生活，身体还算硬朗。
“雷霆反击忘生死，铁血军魂四十年”。40年弹指一挥间，当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当我们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保家卫国长眠在祖国南疆的烈士们。他们已化作巍巍青山、滔滔江河，守护着祖国的一草一木。正如烈士们所愿，现如今，我们的祖国很强大，人民很幸福。
马加富追忆父亲马传海的文章
我的父亲马传海是禹城市伦镇张架子村人，1972年冬入伍，1974年加入中国***，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父亲时任昆明军区十四军四十一师一二三团八连副连长，与敌人进行了几场激烈的战斗，受了重伤，在昆明军区医院抢救了十几天后牺牲，时年27岁。当时我只有1岁半，父亲牺牲时兜里还装着我的照片。因当时条件所限，直到父亲牺牲，我们父子俩从未谋面，我对父亲的感知来自于家人和他的战友，但是，父亲作为***员、钢铁军人的形象却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是我一生的骄傲和榜样。
杜振玉与我父亲在同一个营参战，任另一个连的指导员。1982年，他转业到德州市区，后来在德州医药公司退休。据他回忆，战前他们一直在云南河口县边寨新店界碑哨所观察敌情，年关是在哨所战壕内度过的。大年初二杜振玉去勘察地形，给我父亲带去了一盒云烟和两个午餐肉罐头，兄弟俩聊了有五分钟。父亲直到还击日开始，一直没有下过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