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过后，越南兵也以重型火炮向我反击，这是冲着我们预备队来的，只听见“呼…呼…”的空中声音，瞬间就在我们的阵地前爆炸，溅得泥土沙石在我们周围四处飞落。
开始，听见那大炮声，我们卧倒在地，后来就不需要这样了，因为从空中来的炮弹声音能够判断出它与自己有多远，也就更加胆大起来。
下午5点，孔团长下达命令，让我们营参战，我们营作为团的主攻营放在了第一线，我们连呢？又成为主攻营的尖刀连。我们从团长的指挥部前路过，团长在那里看见了我，大声喊道：“王指导员，你给我看着，顺我手指的方向那座山头就是80号高地，是你们今天进攻的目标，你们在前面冲，我拿炮火给你们掩护”。我与连长，往前走着，当然前面是谭泽玖的二排为尖刀排，我和连长的指挥所就尾随其后。
到了国境线，连长指挥尖刀排赶快越过国境线，我指挥着一排和四排（炮排）赶快占领有利地形，副指导员带着担架队走在最后。
在那个没有路的地方，前面的一条沟过了就是越南的地盘了，但是草比人高，人进到里面，根本看不见。没有路，全都是些丛林，真是难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不下于50斤，就连我这个指导员都要再背一支冲锋枪外加四枚手榴弹和150发7.62mm普通弹。
时间过得飞快，连长着急了。“二排长，赶快冲过去！”谭泽玖让他的尖刀班执行命令。四班在赵乐雪班长带领下，加快了步伐，但走冒头了。谭泽玖排长指挥五班长周远树赶快替上尖刀班。过了小沟—那小沟就是国境线，过去就是很陡的上坡，仍然是茂密的树木，一踏就会后退几步的那种地形。
一会儿，前面发出了爆炸声音，报话机传来报告，五班长周远树受伤了。我看见这种情况，对连长说，你在这里，我到前面去一下，叫了声“通讯员，跟我走！”不由分说，我跑到前面去了。我顺着那有一米多高的毛草坡地往下连棱带滾，仅几分钟就到了五班长他们那里。
原来，五班长在前面走，往坡上攀登，一脚踩下去，另一只脚又往上走的时候，将地雷线带住拉响了那枚压发雷，他的身后接着就是战士杨泽海，五班长的右脚受了重伤，机枪手杨泽海的面部和胸前正中了那枚爆炸地雷的金属块，当场牺牲了。还有5名战士也受了轻伤。
在尖刀排的副连长李保亮、排长谭泽玖我们组织抢救伤员第二班长王泽玖自然地接替了周远树班长的指挥，六班在孙立宏班长的带领下，第一时间参与了抢救，四班跟了上来了同样参与了抢救。
一会儿，连长也到前面来，指挥抢救伤员。
正在我们艰难地抢救伤员时，传来了团部的命令，六连撤出战斗。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
副指导员严学志带着担架队上来了。急行军累的，也倒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投入抢救战友的人群中。我和连长、副连长李保亮、排长谭泽玖等指挥把负伤的五班长和几位战士抬走后，就剩下牺牲的杨泽海需要马上转移了。
“来，我们一起把战友抬走”。我们大家说。
战士们见我抬在担架的一端，谭泽玖抬在另一端，都上来了。虽然已是累得不行，还得抬着往后撤。走了约三公里，民工上来了，交给他们往后方送。后来才知道送到了位于金平县城北山坡上的烈士陵园。
我们没有了那刚出征时的激情。
二排长说：“妈的，这打的是什么仗，越南鬼子都没有见到一个，我们倒损失了好几个。”
一路上，我们懊丧地后撤到了一个高地上，在那里休息。
我觉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从来不抽烟的我，从那时候开始点起了烟来。
“通信员！在副连长那里给我搞一包烟来”。这是出发前地方政府慰问我们的平装“大重九”。通信员从他的挎包里拿出一包，将火柴递上，划燃给我点将起来。我呛得不行。
从那以后，通信员的挎包里经常都有烟和火柴了，记得后来到了880高地时，竟然一大挎包全部背的都是香烟。
到了那个宿营地，我和连长都没有睡意，虽然很是疲倦。
我们都在想是咋回事？
“妈的，那里就根本没有人防守嘛”。
“要是有人防守，我们今天就惨了，说不定全连都要报销在那里。”
连长和副连长先后说着。
“`目标都没有搞清楚，打他妈个头啊”，四排长陈绍昌抱怨着。
我在那里学抽闷烟，想着：“这样安排，上级总会有他的考虑嘛！”
一会儿，接到通知，让我和连长去团部开会。
到了团部，团部设在了另一个山头上，那里搭起临时帐篷，就在外面的地上我们各自扯了一把草坐下就开会，营长和教导员也在。
会议开始，参谋长让作训股长通报了今日战况，说：“兄弟部队在下午6点已经攻下了沿金水河大桥公路沿线的越军山头，撕开了一个口子，为我军后续部队长驱直入越军纵深阵地开了一个好头。”
孔团长说：“我们二团今天的佯动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这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六连”。
没想到，我连还受到了表扬！
作训股长说，金水河与80号高地前越军一方，全部是密密麻麻的雷区。
“难怪，我们刚一过国境线就吃地雷了！”我们都恍然大悟。
后来才知道，在主攻部队进攻时工兵排雷还牺牲了好几个呢。
记得1997年，《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好几大报纸刊登了一篇我后来的兵刘仕清采写的题为《二十世纪中国云南边境大扫雷》的文章，说的排雷，其中就有我们那一次在金水河右翼的那片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