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二团六连指导员王太空的回忆参加对越反击战的经历。

第一章战前受命

1979年1月17日，在云南省沧源县南腊公社驻扎的云南省临沧军分区边防五团一连驻地—那棵千年的大青树下，刚刚将毛路修通的公路边的操场上，全连已经集合完毕。

我身着老式解放军的卡关领式服装，头戴军帽，头上的红星闪闪，领口戴着一副鲜红的新领章，扎着紧身的布腰带，穿着一双崭新的高腰解放鞋，在连长、指导员和全连干部陪同—确切地说是护送下，出了连队会议室，向操场走去。

我的全部行李在连队送的一只90×50×40cm的红椿木箱子里装着，我的全部家当放在里面，还是空荡荡的。通讯员兰显刚和司号员陆进华等早已将其送上了车。

头天，我和连长李祖发、指导员王明辉等连排干部以及部分战友交流了许久，那钟依依惜別之情溢于言表。晚上休息之前，我写了首歌词，谱上了曲《再见吧，亲受的连队》，把8年多来的成长和情感变成音符和旋律，用毛笔跃然会议室的那张大白纸上…

走到操场边，值班排长跑步来到距我5米处，立正向我敬礼，一字一字地报告：“副—连—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我们为您送行，请指示！”我还了礼，用程序化的语言说：“谢谢！稍息”！值班排长下了口令后，我走到队列前，“同志们！”全连官兵整齐地“立正”。我庄重地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说了声“再见，战友们！”。

此刻的我，再也说不出什么来，只默默地点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与连长、指导员等全连官兵一一握手，从欢送我的全连战士和附近生产大队书记带领的阿佤同胞组成的夹道列队中依依不舍地走过—走进那辆专程从团部派来执行战时运送任务的“解放10”。

车子能够通过的路段，还是由营首长向当地修筑公路的云南省公路建设五处领导通报了情况后，动员全体筑路工人，加班加点为接我一个人而临时开通的还没有试通的危险毛路。

我走到开来接我的车的驾驶室旁，顿了顿神，挥动着右手，再次向大家致意告别。许多战友和阿佤同胞在哭、在抹泪。那时的我是一个复杂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和形容。因为，对于全连官兵来说，他们的“副连长”要走了，要走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越南战场了；对于附近的阿佤同胞来说，他们心中的“王排长”要走了

—这一走，也许是永远再也见不到的分别了啊！

是啊，在那个地方，我生活了整整8年，看到那里佤族同胞一天天地变化和社会的进步，我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的思想，似乎也随着他们改变“刀耕火种”习惯的进化而进化着。

但是无论如何，军令如山，必须执行。此行离开连队不再是去营部代理书记工作了，而是将我调到营部所在地的二连出任指导员。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军委已经下了命令，***副讲要对侵犯我主权的越南军队“杀鸡用牛刀”了，打一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争。

全军处于一级战备。

当天中午，我到达营部驻地班洪后，教导员岳治常找我谈话，说现在任命你为二连指导员，本来，原先我们上报的指导员是李明建，你是在一连当指导员的，但他回家探亲去了，来不及执行这次战斗任务，团丨党丨委根据军分区丨党丨委的决定让你去带领这个有光荣传统的连队。他问我有什么意见。

“执行！服从！作为一个军人，这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呢！”我斩钉截铁地说。

就这样，我成了二连的指导员。这个连队原先有100多人，除了留下归新二连的人外，其余的90人都被连长和我带往前线去了。

第二章开进

经过一天的编排，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各排长、司务长全部到位。一共三个步兵排，一个炮排，就是连属60迫击炮和40火箭筒组成的一个火力排，再加一个炊事班，配上团里和分区派来的共7辆运输车，经过一天的战前教育和动员，我们宣布了出发时间和经过路线，明确每辆车的带车干部和每个干部在路上的责任。

在全连的干部中，除了三排长田林山比我小一点才26岁外，我27岁。连长自学亮比我大8岁，副连长李保亮，副指导员严学志、事务长田宝祥比我大7岁。一排长郝能兴，云南宾川人，二排长谭泽玖是我的同乡，新兵入伍时坐一路车到云南的。这些年一直在一营防区战斗，都在守卫中缅边界，只是他先在老二连，住在上嘎嘎那个前哨连。连长自学亮同志是云南景东县人，还在我是一个1971年入伍的新兵的时候，他就是四连连长了。

这些年，我当一连的文书经常到营部帮助工作，代理营部书记（相当于一个排职干事，属于干部），他的连队四连（后整编为二连）就与营部一起，所以很熟悉。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好，工作考虑细致周到，我很尊重他。三排长田林山，四排长左光辉（到达勐拉后左光辉调任七连副指导员，陈绍昌接任四排长）。

1月19日，我的队伍在班洪营部驻地整装待发，7辆全部加上了草绿色伪装网的解放牌汽车，整齐地停在营部的操场上，全连官兵按队列顺序威武地挺立在汽车前边，所有留下的部队和当地阿佤群众前来为我们送行。

那是一个清凉的早上，阿佤群山中，云雾缭绕，天空白云朵朵，深沟峡谷到处葱笼，流水潺潺。那些不知名的鸟儿欢快地唱着清脆的旋律，也许是欢送我们的歌声吧。

8点正，全副武装的连长（我们都是全副武装），跑步向营首长报告：“营长同志，二连全体官兵90人奉命开赴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报告人：二连连长，自学亮。”

“同志们，你们就要出发了，就要到前线打击那些背信弃义的越南侵略者了。你们代表我们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上前线，希望你们打出我军的威风，为老部队争光”。

营长廖锡武讲完随即命令道：“出发！”

教导员岳治常在车门边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在路上开进，第一位的是安全，做到人不破皮，车不掉漆”，还给我交待了一些如何当好指导员的注意事项。

我和连长分别上了第二辆和第三辆车。第一辆车作为打前站的车已于半小时前出发了。带车的是副连长和事务长，坐的是炊事班的战士。

连长站在驾驶台上，下令“出发！”

6辆车顿时轰鸣着，驾驶员操作前进了。第二辆车乘坐的是一排的官兵，我坐的第三辆是二排那辆车，第四辆车坐的是三排战士，团部来的参谋带车，第五辆车坐的是四排（炮兵排），带车的是炮兵排长，第六辆车是物资车，第七辆车是收容车，由副指导员带车，上面有团部派来的修理所副所长等人。

路上，我们按照预先的开进路线前进着。

战士们一路高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

进入河谷地带，大家很疲倦，都纷纷在颠簸中进入了似睡非睡状态之中，有的还时不时地进入了梦乡。

汽车在阿佤群山的盘山公路上行走着，那些公路相当于现在有些地方的乡村路，一个小时最多也就走20公里左右。

行走在河谷地带，虽然当时是公历元月，但在热带雨林地区特别是河谷地带，有的已经是37—38度的高温了，战士们一个个都感到十分难受。我坐在驾驶室里，如同坐在锅里一样热，真想让驾驶员停车跳到路边的小河里去凉快凉快，但那又是不可能的。

在临沧和思茅地区境内似乎全都在山间行进。到了红河州境内，山小了许多，道路也好了许多，柏油路多了起来，看来当时的滇西与滇南的差别就比较大。

我们从滇西走到了滇南，特别是进入红河州境内，一路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战争气氛。路上“一切为了前线”等等横幅和标语四处可见，真是一种“全民动员齐参战”的阵势。那时候，无论是军车还是地方车，拉的都是草绿色伪装网，运送的都是军用物资。

公路上的黄土灰尘常常是走了几十公里都还未散尽，又来了一支运送兵士和战争物资的车队，而且都是长长的车队。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会自觉地为我们送来各种各样的菜，还有水果，柴禾之类，路边有许多老百姓自觉地在那些设立方便解放军喝水休息的站点。晚上，我们要在学校宿营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学生毫无二话，主动为我们准备—这是我国“全民皆兵”的一种最实际的体现。

每天早上，我们起来将宿营了一个晚上的地点打扫得干干净净，恢复到没有入住前的那个样子，有序地进行了早餐，7点半准时登车出发。中午到达预定地点休息，我们到达的时候，下得车来做完了各种准备，炊事班的野炊就煮好了“二菜一汤”。

虽然，有的时候那行军锅有点不听炊事员的指挥，煮出来的饭有时是“头生底糊中间烂”、“两锅熟了仅一半”，但可爱的战士们没有丝毫怨言。那时候，吃饭仅仅就是一个程序了，并不在乎味道如何。“吃得生，当得兵”就是当时我们的真实写照。饭后，大家将自己的军用水壶灌满开水，就又上了前行的汽车。

经过5天的行进，我们到达了云南省金平县勐拉农场二连的驻地。那里距离国境线只有5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