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三号界碑看到越南的竹签插过界了，必须把过界部分清除，“明知山有虎，还得向虎山行”，这是任务。一开始我们用砍刀砍，可竹签是斜对着我们插的，不好砍，最后只能用手一根根拔。火箭班战士姚建中（贵州省普定县人）拔了一根长长的竹签，拿在手里看看是“金竹”的，很结实，就用砍刀把竹尖砍掉当手杖用，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京族姑娘”。越南人的主要民族是“京族”，竹签是他们插的，所以起名叫“京族姑娘”，过后，我们每到一地看到越南竹签插过界，就说：“京族姑娘过界了。”于是就过去清除。

刚过九号界碑，走着走着走不过去了，遇上了“悬崖”，“悬崖”顶就是国界分水岭，被越军埋下了地雷、竹签、设置了陷阱，下山再爬上去不现实，要多走一两天，幸好，崖顶上的杂草又密又长，小分队就把杂草压弯，踩着草“桥”过悬崖，前面踩草的危险，要把杂草压成u字形，因看不到厚度，不知能不能支撑身体，一不小心从草洞里摔下去就没命了，所以，前面走的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面走的人担心草根踩松了，一摔可能就是一串，都小心翼翼，手脚共用，不敢往悬崖下看，简直是“又惊险又刺激”，老天有眼，小分队平平安安。

三、临危受命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我们河口独立营为基础组建了边防十三团，我们连抽走了两个排，一个排抽到金平边防十四团，一个排由当时的连长带出去组建另外一个连，留下来的人补充完新兵后改建为边防十三团一营一连，副连长和跃文临危受命担任连长。

当时，从江城边防独立营过来的干部，连长陈云高调河口武装部，指导员李松林提副教导员到营部，副指导员农世盛调金平一连任指导员，二排长杨金海调二营四连任副指导员，一排长杨忠和我们炮排排长王万良也调走了，只有副指导员向超彬还在。

和跃文连长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百里钻山林临战训练”，钻山林可苦了，从贵阳、广西柳州、云南东川入伍来的这一档子新兵，他们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下连，二月十七日就自卫还击，我记得的有刘顺来（广西省柳州市人）、刘刚（贵州省贵阳市人）、刘志坤（广西省柳州市人）、王云和（贵州省贵阳市人）、尹伟（贵州省贵阳市人）、余建国（贵州省贵阳市人）、王树云（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聂胜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罗长生（贵州省贵阳市人）、唐柳生（广西省柳州市人）、伍文富（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赵家云（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李贵新（贵州省贵阳市人）、方元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方元成（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周锡庆（贵州省贵阳市人）、李兴国（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等。

都是好样的，一下连就跟着我们钻山林，天擦黑出发，在山林里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山林里有一些腐败后带有磷光的草棍，我让我们班的战士把草棍插在背包上，后面的战士就盯着前面背包上的那一点“磷光”走，高一脚、低一脚，天擦亮进入演习，演习完后回连队，吃完饭洗洗睡觉，刚睡下，紧急集合号又响了，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一九七九年元月上旬，有天早晨刚从“芹菜塘”山林中回来，天还没大亮，连长和跃文派通信员把我叫到连部，让我带昆明军区侦查大队到老凹厂对面越南境内进行侦查，当时我们连的任务是配属给“××野战军”穿插进越南纵深阻断敌人退路，所以我们连才针对这次任务进行“三百公里”钻山林临战训练，我估计，我们要走的路就是从“老凹厂”对面二号界碑右侧这条小路进去，于是我带着他们翻过“老凹厂”往这条小路走，刚走到苦柚子树下，营长罗意利带着几个参谋站在柚子树下看地图，营长问清我们来意后，给我指了指方向，在往越南行进过程中，昆明军区侦查大队教导员问我熟不熟悉对面越南的情况，我只是笑笑，我虽然是边防军，在这条边境线巡逻了很多次，但我也只是熟悉境内我们边防的情况，在越南“剑拔弩张”之前，我们每次巡逻，都是严格按上级规定的路线行进，哪敢越雷池一步，但我不敢明说啊！那一次侦查，让我感觉到战争离我们不远了。

一九七九年元月下旬，我们连奉命离开龙堡到“卡房”地区离边界三公里的红河边进行武装泅渡训练，红河在“新街”到“河口”这一段是中越边界界河，水深流急。我们训练的“卡房”这一段弯进了国内，在“新街”上面，是内河。到“卡房”的第一晚我们是在河边的沙滩上露营，那是我们当兵以来的第一次“望着星空睡觉”，要不是打仗，还真有点“诗情画意”。

那时的武装泅渡训练装备很差，全连只有很少的橡胶游泳圈，我不会游泳，是到山上砍来粗粗的“龙竹”，锯成筒后把外皮削薄，再用麻绳捆绑做成浮筒，我们班用的都是浮筒。除了学游泳，还要学划竹筏，一开始我们用“龙竹”做，想象中“龙竹”粗浮力大承载力大，请来教我们扎竹筏的一个老人告诉我们说不行，“龙竹”自身重量太重，承载不了几个人，要用“苦竹”或“钓鱼竹”等细竹子做，大家都不信。

和跃文连长让我带我们班做一个来试试，在那个老人的指导下，我们砍来“苦竹”做了一个竹筏，用40根竹子，分两层，中间夹三根木棒做支架，每根竹子捆在木棒上用的都是“死结”，这样即使有绳结断了也不会散架，一试验，能搭载20人，相信了。

我每次背着竹筒划竹筏很不方便，就想找个游泳圈，有天我顺着河流往下游走，远远地望见两个人在水中游泳，走进看是和跃文连长，身上套着游泳圈，我大着胆子给他要一个，不知那根筋通了，他居然给了我，好高兴啊，拿起就跑。

一九七九年二月初，连队结束红河武装泅渡训练，转至河口坝砂旁边的橡胶林待命，白天隐藏在橡胶林里，晚上到红河边的高地观察敌情，二月十日下午来了作战命令，全连战士在橡胶林里做准备，人人都拿出笔墨纸张开始写“遗书”，我们班的战士也在写，我没写，走来走去看他们的表情，有战士问我：“班长，你咋不写遗书。”我说：“我不想死，我一定会活着回来。”他们不相信。

其实，我不写遗书有两个原因，一是确实不想死，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活着回来；二是不想留下“永远的痛”，父母把我养大，上战场一下没了，如果留下“遗书”就会让父母痛心一辈子，每次看到“遗书”他们都会难过，“光着身子来、干干净净地走，不给父母留下永远的痛”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下午开饭时，全连战士集中在炊事班的帐篷前，饭前讲话，连长和跃文发火了：“仗还没有打，今天就有人互相写悼词，你们想让我打仗的时候没有兵吗？我也想死嘛！我也想全连第一个死嘛！但还没打仗为什么要互相写悼词呢！”火发大了，全连没一个人吭声，后来才听说是二排的几个战士写完遗书后无聊用剩下的纸写别人的追悼词，被写的人不服又反写，这事被连长和跃文知道了才在饭前讲话时发火。

吃完饭，全连战士都不洗“盘子”（我们在河口吃饭都不用碗，用盘子，方便携带），将盘子当飞碟往山上飞，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到了晚上，一场大暴雨突降，山洪流到我们隐藏的山谷，帐篷都遮不住雨水，地下的流水有一尺多高，我们班全部都站在水里等待命令，看此情形，我知道当天是打不成了，就把全班的竹制浮筒拿来堆砌，在上面睡觉，任凭流水冲涮。

第二天早上命令下来，不打了，全连战士又跑到山上的草蓬中去找盘子，我的盘子边还有一支手电筒，我知道是火箭班战士李兴国的，拿回来给他，不要，我告诉他有支手电筒多重要，他说带不动，行，我要了。

我的挎包里装的全部是子丨弹丨和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是准备作“光荣弹”用的，“宁可战死疆场，不给亲人留污”，我们炮班就我一支冲锋枪，我给战士们说过，“关键时刻，宁可用炮弹触地爆炸也不能当俘虏”，现在我的包里又多了一支手电筒。下午战士们才知道，我们藏在红河边小河沟里的竹筏全部被洪水冲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