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夜8时许，二营四连(后改为三营七连)党支部会议即将结束，会后安排20余名新兵于第二天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这种训练属实弹体验训练)。

马3号指出:“明天新兵投弹训练一定要组织好，以往经常出现投弹伤人事故，不能麻痹”。连长秦福妙（广东人）一拍大腿说，“没问题，明天我亲自去组织”。

第二天,部队早餐后，分队各自去训练了，马3号去了营部，连部就我一人在写经验材料，当我正在写结尾的时候，通讯员陈四（河南兰考人）上气不接下气的闯进来，头上大汗淋漓，语不成句的向我报告说，“陈参谋，不.不好了，我.我.把人打.打着了”。我没听他把话说完，早料到出了大事故。

我赶紧放下笔，起身往事故现场跑。当赶到现场时，伤员早已被抬走抢救，现场只剩下连长秦福妙哭丧着脸在来回渡步。草地上留下几团已凝固的鲜血和脑浆，我料到，这起投弹伤人事故肯定重大，战士有生命危险。我简要地向秦连长询问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实地查看了事故现场。

事故地点在洞坪农场三分场六连车辆隐蔽处的一个山谷中，20名新战士每人投两枚体验弹，当第19人（三班战士魏苟苟）投完弹还未返回隐蔽处，第20人，也就是最后一个人通讯员陈四投掷的最后一枚手榴弹，只投出24.5米爆炸，横飞的弹片击中魏苟苟的右太阳穴，当时就一头栽倒在地，血与脑浆并流，急送野战医院抢救。

专家会诊后，锯开脑盖骨，切断气管，取出弹片，终因伤势过重，未能挽救这名战士的生命，他从受伤到生命终结，共用了48个小时。我连夜送事故报告去团部，从三分场到洞坪农场场部要经过一公里多的边境线，此处常有越军特工出没，我把手枪装满子丨弹丨，推弹上膛，关上保险，握在手中保持高度警惕，乘坐营部指挥车出发了。

红河对岸的越边境一公里的地段上，灯火通明，沿河一排长明灯照得河水波光粼粼，小车在通往河口的公路上疾驶，我瞪大眼睛巡视前方和对岸，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脑海里也不时地闪现出家人在除夕之夜的情景。到了团指挥所，我把事故报告递交给吴复明参谋长，参谋长看后气得咬牙切齿地说：“这个秦福妙怎么搞的嘛？仗还没打，就出这么大的事故，该把他撤职”！

团长李宏才看了报告后，也十分生气。办完事后我还得返回驻地。大年三十，别人都在过年，而由于我任务在身，无暇吃饭，当时也不感到肚子饿，现在任务完成了，却感到饥肠辘辘。跑到王义（同乡战友，时任管理股管理员）那里胡乱吃了点食物，就算过了大年三十。然后驱车返回驻地。此事虽然已过去了20年，但至今仍记忆犹新。

不在战场上牺牲，墓碑文是什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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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魏苟苟烈士不是安葬在屏边烈士陵园，是安葬在河口蚂蟥坡烈士陵园。我拍的墓碑照片。

战前准备还在紧张的进行着，离战斗打响的日子预计不会太远了，但搞不清何日何时才能打响。不过作战方案日渐成熟完善。当时，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是：

敌情：据我侦察得知，红河一线敌防守严密，瓦窑北山对岸的230高地，外轩河前沿地区，敌布置了一个加强营，215高地一个女兵营，191、192、141各高地均有重兵扼守。并修筑了坚固的永固型掩体，且上下左右连通，其兵力分散配置。纵深地带为越军主力345师和316a师。

其特点是：利用工事掩体，扼守要点，小群分散，火力明暗结合，一兵多能。在战术上，采用我们的打法，善游击、惯夜战，且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化整为零，化兵为民。这对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极为不利。

我军部署：我师以109团、110团为主攻团，111团渡河夺取230等高地后就打穿插。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向红河沿岸发起强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占滩头阵地，在部队强渡红河后按预定作战方案，迅速围歼敌345师，并待机围歼316a师。

我师渡河方案为：待渡点选择在渡场后侧700米处，渡河顺序是：109团、110团、111团、师前指、师高炮营、师炮团。我团顺序为：二营（85加农炮营）、团前指、基指、四营（130、107火箭炮营）、三营（122榴弹炮营）、一营（122榴弹炮营）、后勤。

车队指挥调整由专人负责，由徐3号（徐培森副团长）、军务股吴德刚股长、运输助理员刘转生等组成渡河指挥小组。要求人员车辆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车速限制在5公里/小时，车距5－10米。对不听指挥的车辆立即扣押。制作通信标记，严格管制灯火和声响。

发起总攻前，我团编为师炮兵群（欠85加农炮营，此营已配属111团）。其作战信号规定：1、炮火准备有线“雷雨”

信号弹“红色2发”;2、前沿战斗有线“前进”

信号弹“绿色2发”;3、纵深战斗有线“顽强”

信号弹“红1、绿2”;4、围歼230高地之敌有线“胜利”

信号弹红2、绿1。

伤员护送方案为;国内受伤人员送139医院。国外受伤人员送145医院。

全团所属部队于1979年2月9日分别在其营地，以营为单位，召开了作战誓师大会。我陪团政委秦本权、副团长马学定参加了85炮营的誓师大会，会场设在洞坪农场三分场的橡胶林中。

大会上指战员群情激昂，营向团丨党丨委表示决心，连与连之间互相挑战，大会开得庄严，令人振奋。会上提出这样的要求：越南人民与我国人民是友好的，因此，大家要严格执行战场纪律，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不能无辜伤害越南的老百姓。

我风趣地和吴参谋长开了个玩笑：“当心，解手方便时小心越南人的竹尖桩，还有地雷”。参谋长说：“你放心，越南人民是友好的”。

临战的日子越来越近，激战前的一切都显得宁静，在这宁静中似乎又潜伏着一种力量和即将喷发的怒涛。

第四章偷渡红河抢占滩头，激战在前沿

1979年2月16日，云南河口沿边境一线地区与往常一样，看上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动静，其实离总攻发起的时间只有24小时了，步兵分队制作了大量的渡河漂浮器材，战士们把楠竹切成数节，然后巧妙地连结成一个小竹排，上面可放置轻重武器、弹药及背囊。别小看那些小玩艺，它在强渡红河后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

16日上午部队休息睡眠，下午战前会餐喝壮行酒，这顿饭属战前的出征酒、告别酒。也许这餐饭后，有些同志可能为保卫祖国边疆而捐躯，再也见不着了。尽管这顿饭有的9菜一汤，有的包饺子、菜香味美，酒香甘醇，但大家的心情却与往日格外不同，气氛显得格外庄重。

我和大家一样剃了个光头，据说是剃掉头发，一但头部受伤容易包扎。全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只看到那么多的光脑壳在晃动，不禁令人发笑。队伍中唯有两个人偏不剃光头，一个是我们股长吴德刚，另一个是我的老乡王义，这两个人不仅长得俊秀，还长了一头漂亮的头发，他两人说，哪怕牺牲了也要留一个漂亮实的头颅。

每个人都写了“遗书”，我也写了“遗书”装在左胸上衣口袋里（只可惜未能留下来，战后撤至蒙自后把那张纸扔掉了），身上除了香烟以外未装一分钱。每人配发一个背囊、一张吊床、一套服装、一双钢板胶鞋，全属轻装。

临近作战，我们未归团建制，作为团派往85炮营的督战组留在该营。晚18时，我们整装待发。夜幕悄悄地降临，我和马3号，丁保成（电影队长，临时调政治处任干事），警卫员唐晓华三人打上绑腿，静待出发命令。

20时零分，部队已悄悄地进入预备出发阵地，步兵团先期进至红河岸边。我随马3号乘坐营部指挥车行至红河岸边时，已隐约看得见黑压压的队伍。跟随步兵109团的韩来旺副师长（韩3号），柱着手杖伫立在瓦窑渡场，他发现我们的小车，训斥到：“为什么开灯”

！并要小车不要停，直向河口行驶。我们几个人迅速跳下车，沿林间小路直奔指挥所。

上山途中，在橡胶林崎岖的山路上，又遇见了师长王引生，他带着参谋检查部队进入阵地的情况。离我们不远处，有支部队（民兵队伍）正在悄声动员，师长着急地命令部队保持肃静，不要发出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