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正华副连长接到命令，当即带侦察五班前往公母山。说实在话，他一走如同砍掉了我的左手右臂。我少了一个主心骨。

副连长走后的当天下午，我带侦察四班和六班部分战士来到巴当山对敌进行观察。

巴当山是我师第一阶段战斗中攻下越军的阵地，这个阵地离爱店口岸约8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我师第一阶段进攻纵深为8公里。

巴当山位于爱店至禄平县支马线的南侧。巴当山为南北走向，是越军防御阵地的重要支撑点，也是敌核心阵地。巴当山有三个山头，中间这个山头最高，为巴当山主峰。两侧山头较中间山头较低，远远看去很像一个搁笔的山字形笔架。巴当山朝向我方一侧坡度较缓也较长，朝向越方一侧的坡度较陡。

我们首先来到巴当山的主峰进行观察。突然听一声沉闷的枪声，我急忙向枪声的地方奔去。走了不远，我听到前面战壕里有人在大声吼叫，我与四班长袁敏、叶建民走近一看，原来是381团6连副指导员正在大骂一个战士。只见这位副指导员没带军帽，头部绑着纱布，纱布上还有鲜红的血迹。一看就知道他头部负过伤。

我一见到他就问：“副指导员怎么回事？你这里怎么有枪声？”他立即指着旁边一名战士说：“这个王八蛋没事时拿我的信号枪玩，不小心信号枪走火，把自己的手给打伤了。”我看见这名小战士咬着牙，左手不停的在颤抖,看上去非常痛苦。

我就劝他到：“算了，人已经负伤了，再骂也没用。你还是赶快把他送到后方疗伤，晚了可能会感染得“破伤风”，那就麻烦了。”在我的劝说下，这位副指导员让一名战士把这个新兵护送下山。

我和袁敏、叶建民从巴当山向北侧运动，准备到巴当山北侧前出的小山头突出的部位进行观察。

当我和袁敏从南侧小山头走到巴当山主峰时，我发现侦察四班战士和侦察六班部分战士都在这里休息，我考虑了再三，还是决定不叫醒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想到敌人可能不会炮击我们。

我们在这里观察向西观察时，因为是逆光，很难看清对方行动。前方800米左右敌村庄里向我和袁敏打了几发冷枪，子丨弹丨就落在我们附近，但因距离太远，敌人没有命中我们。

就在这时，我听到敌人向巴当山主峰发射迫击炮，第一发炮弹在巴当山主峰前方的山坡上爆炸。第二发炮弹在巴当山后面爆炸。这时，我对袁敏说：“完了，在主峰上睡觉的我排战士要遭殃了。”

我正想到这里，果然第三发炮弹正好在侦察排几个战士旁边爆炸，紧接着敌人连续发射了好几发炮弹。我急忙对袁敏说：“我们赶快回去看一下，很可能我们有人被炮弹炸伤。”说完，我和袁敏转身返回巴当山主峰。

等我们回来主峰问，六班战士王新卫大腿被迫击炮弹弹片击中，已被抬下去送后方医治，在草棚里的几名战士因跑得快才躲过一劫。

听到王新卫大腿被炸伤后，我感到深深自责，在战争中对战士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其实就是对战士最大的爱护。在战场上有的情况对战士仁慈，反而是对战士的一种伤害。

1979年2月24日，我们前往巴当山西南侧潜伏一夜，没有发现什么情况，2月25日上午，师侦察科钟科长、孙朝烈参谋,另外还有军侦察处的几个参谋人员来到了巴当山。

孙朝烈参谋对我说：“曹参谋，现在张万年师长整天批评我们侦察科抓不到俘虏。张师长用红色的绘图笔在军事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不知道当面之敌的军事布置，有多少兵力。整天批评我们侦察科没有用，连个俘虏都抓不到。现在我们在师部整天挨批受骂，都不敢在师部呆了。

接着，他对我团侦察排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予以一番赞扬，并说希望你团侦察排，能机智勇敢大胆出击，争取能完成抓俘虏任务。”

我回答说：“好，我们认真准备，今夜出击。”

下午，我们按照这两天观察的情况，准备前往巴当山西南侧的一个村庄实施抓捕。具体分组按谭正华副连长的预案进行：侦察排王明勤带侦察四班出击，六班在巴当山接应。我带向导、两名2瓦电台兵和侦察排一名新战士在巴当山下负责联络。

分工之后，已接近黄昏，我们每人简单的吃了几块压缩干粮，吃完后，我与袁敏在一个山坡的草地上交谈，我说：“你这次去一定要小心谨慎，抓得着就抓，抓不住就安全返回。

他对我说：“我这次一定要抓一个活的回来，我碰到敌人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如何我决不开枪，我就不相信抓不到一个敌人。”

我对他说：“那不行，你一定要机智灵活，见机行事。抓不到就开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是，他仍然坚定的说：“不，我这一次一定要做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决不开枪，一定抓一个活的回来。”袁敏的决心非常坚定，这一次是我们俩相处以来，唯一一次没有说服他。

1979年2月25日，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我的夜光手表指向了10时。侦察四班要出发了，离别之际，我把我身边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给了翻译邱真生。因为他没有武器，我把手榴弹给邱真生作防身之用，并告诉他手榴弹的使用方法。他很聪明一点就会。我当时想：说不定在关键时刻这枚手榴弹会发挥作用。

接着，我又将自己手枪和匕首交给了袁敏。袁敏平时最喜欢我的手枪和那把匕首，他没事老是拿在手上玩。我想手枪在离敌人很近时，使用很方便。我把这两样最心爱之物给了袁敏，我们做了最后的道别。

那天夜晚没有月光，我的眼睛依然是一到夜里就看不见。因此，按先前的预案由我来负责联络，为了搞好联络，我们联络组里有向导，两名电台兵和一名1978年的新兵。

为了离捕俘组更近些。我带联络组前出到巴当山最南侧靠近山底，我们所在的地方，已到山下的稻田地，这里离我们准备捕俘的村庄有700米。

侦察排长王明勤带着侦察小分队出发了。我又将我的位置向前推进了100米。

他们出发不到20分钟，我正在布置联络组的火力。突然看见在我们前方400米左右一道红光，紧接着响起一声爆炸声，从声音上判断是手榴弹的爆炸声，紧接着响起了“哒哒哒、哒哒”几个冲锋枪的点射。我当即判断，一定是他们在途中与越军遭遇，打了起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一出发就与敌人遭遇了，这点大出我意料之外。我当时立即让电台兵张军向团指发电，“我侦察分队与敌遭遇，正在战斗”。

接下来一片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

大约又过了20分钟，我听见前面有气喘嘘嘘的声音，并伴有急促的脚步声。我端着冲锋枪大声问道：“谁？”对方回答：“是我。”接着一个身影来到我的面前，这时我才发现是翻译邱真生。他手中紧紧握着我给他的那枚手榴弹，上气不接下气的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急忙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他急忙向我讲述了他们遭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