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人一直在齐大腿的水中趴着。人冻得无法忍受。我在三人中间，我左边是叶建民，右边是张平修。我们实在冻得不行就三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我嘴里一再说着：“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这个时候我唯一盼望的是，天早一点亮。敌人早一点上山来，好杀个痛快。快快结束这种痛苦。

·(曹参谋加密了，缺一节)

我们押解俘虏向爱店边防站急行。这时俘虏见大势已去，十分老实，与刚抓住他时相比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当我们抬着俘虏来到那呼村口时，村民们一见很快都认识这个俘虏，要说这个俘虏还真有一点来历。

这个俘虏原来就是我们现在驻扎的那呼屯的村民。解放前，他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全国解放前夕，他的父亲怕解放军来后受到镇压，就于1949年冬带着他逃到邻国越南定居，加入了越南国籍。这样看来这个俘虏并不是越南“土著人”。

那时他只有几岁，后来，他的父亲加入了越南***，他长大后，也加了越南***。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下子又印证了我们抬着这个俘虏回撤时，他大喊大叫被徐乃飞参谋呵斥要枪毙他时，他立马听懂了徐参谋的话，我当时脑子闪出他可能是中国人，还可能是那呼村人的预感得到了印证。

我们以最快速度把这个俘虏抬到爱店边防检查站进行急救，主要是止血。边防检查站站长一看到这个俘虏就对我们说，你们这次把这个坏蛋抓到了，真是大快人心啊！这家伙最坏了。他在这一带最为凶残，经常殴打我方边民，抢夺我方财物，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把他抓了，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壮族边民听说把这个俘虏抓到了，马上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个个拍手称快，很多老百姓还追着要打他。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家伙形成一个包围圈，防止百姓们把他打死了。

此时，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小时候经常听一些老人们讲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往往汉奸比日本人更凶残、更可怕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急救时我问他：“你们这次上山为什么与平时不一样，而是形成了战斗队形？”

他用我们的白话（壮族语）回答我：“我们怀疑你们昨夜可能进入了我们阵地。”没有想到这小子真的能听说当地的壮族话。

我接着问：“为什么？”

他回答说：“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村子里的狗叫了的。”

我又问他：“你们平时一般在这个山头上只有不超过10个人，为什么今天你们后面有那么多人呢？”

他回答说：“今天我们边防营营长来我们这个高地视察，他带来不少连排干部，后面十几个人都是干部。”

原来，今晨恰巧敌人边防营长要来视察47号界碑上的工事，因下了一夜大暴雨，敌人担心我侦察兵会利用这个机会潜伏到阵地上，特别是敌村庄的狗凌晨5时叫了一阵，越军怀疑我们潜伏到了阵地上，再加上敌人营长视察，所以今天上阵地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一些。为了防止万一，上山时成战斗队形前进。在敌人这个战斗小组后面80米左右还有近20个敌人，敌边防营营长就在其中。前面这三个人是上阵地察看情况的。如果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后面的越军再上来。从这里可以看出越军还是很有作战经验的。

当听到他讲到这里，我那个悔呀！为什么不抓了当官的呀！又一想，但是我不知道呀。他们的当官的都在后面，在当时情形下，因为我们是抓俘虏，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抓俘虏的这一天，有营级干部来视察。看来这又是一个巧合。

敌人夜归昼出，倾盆大雨，营级干部来视察，所有的巧合都巧到一块。战争就是这样，往往是很多巧合的事情，突然出现在同一时刻，战争的确充满着诡异。

这个俘虏被我们押送到后方，经抢救活了过来。据说，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对越作战结束后，他被作为战俘释放回到越南。

我们侦察兵2月10日捕俘战斗后，越南广播电台当即播出了一则新闻:中国军队在2月10号晚爱店口岸附近的47号界碑偷袭越军，打死越军1人，打伤1人。

2月11日，我找到当日的《解放军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短短的消息。内容是：“我边防部队于二月十日上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爱店镇那呼屯正常巡逻时突遭越军袭击，我边防战士被迫奋起反击。打死越军1人,打伤1人。”

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你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看了《解放军报》这则消息，我感到舆论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军事的。

自1979年2月10日傍晚，越军对我方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不断炮击我方村庄，见了我方人员就开火。我师侦察连的一名战士驾驶三轮摩托从爱店返回驻地那蓬村时，在经过一个公路弯道处的暴露地段时，驾驶三轮摩托的战士头上的帽徽被越军子丨弹丨打掉。子丨弹丨离头部只差两毫米，甚是惊险。

到2月11日越军的炮击更为猛烈，敌人不间断的向我们居住的那呼村发射了82迫击炮弹，那呼村多间房屋被炸毁，炮弹就在我们住房的四周爆炸，好在我们早有准备，再加上敌人并没有准确目标，不能做到精确射击.只是对着大致的方位盲目射击，虽有部分房屋被毁，但好在并没有造成我们侦察部队和那呼村的村民人员伤亡。

敌人炮弹落入村庄后，那呼村民都十分紧张，小孩子就更害怕了。

我的房东听到炮弹后，慌慌张张地简单清理了家里的物品，把日常生活必需品用一个大床单一捆背在身后，再用一个扁担两个箩筐，一头放着第三个小孩子，一头放着第四个小孩子，他的爱人也背上一个包袱手牵着第二个孩子，大孩子则背着一框东西，全家六个人慌慌张张向村后山上的方向逃难去了。

见到他们举家外逃，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受。他全家走后,他家里就剩下我和袁敏了。

越军连续炮击了两天后,在第三天停止了炮击。我的房东一家人又回到了家里，我看房东心事重重，就关切的问他这两天全家到哪里去了，生活怎样？他回答说，他们全家逃到后山爱店至峙浪公社的公路线旁边的山上躲了两天。

房东回来后，心中还是很这害怕，他们手无寸铁，面对战争显得很无奈。

1979年2月15日下午，我们接到开拔的命令，侦察组建连离开那呼屯村，具体干什么，到哪里去，有什么任务，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搞的十分诡秘。其实大家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对越还击战争即将打响！

出发前，我依依不舍的向房东告别。虽然，我和袁敏只是在房东家里住了一个月。但是，这是我们侦察分队在边民家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户。边境线一路侦察下来，我们侦察分队一般只是在边民家里住一个晚上。相比之下，在老乡家里接连住上一个月。对一个军人来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