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根据《刑法》九十三条规定的策动投敌叛变罪是指“行为人本身投敌叛变或率领他人投敌叛变的行为。”而投敌叛变行为是指策动、勾引、收买或被俘后经不起考验屈膝投降，或基于反动思想而自动投敌叛变，行为人实施了出卖组织、同志进行***活动等方能认定为犯罪。

是罪非罪的界限《刑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犯罪的主观条件上看“率部投降罪”必须是直接的、故意的，其目的就是叛变革命，带领部队投降敌人，同时进行***活动。而我被俘是基于无奈，没有任何的动机与目的，指挥的失控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当了俘虏也完全是客观所致，不是主观所为。特别是在越监狱及回国后的一系列现实表现中，都已证实我是一个忠于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人。在越集中营和监狱中的斗争，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严守了党和国家、军队的纪律和机密，掩护和保护了其他同志。原团副政委龙德昶、二营营长雷群荣、五连连长谭安贵、八连连长刘兴武、排长靳波等均可作证。

许世友司令员在战后总结有个讲话，三十年没打大仗了，有很多人对打仗这个东西不适应了，基层干部没有打过仗，有的高级干部也没打过仗，现在一下子指挥几千人上万人，不容易，有些缺点是难免的。

也就是说，作战中的一些失策失误是难免的，一般情况不再追究责任。

许世友司令员还讲到，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困难的时候能够率领部队克服艰难困苦，在强敌面前能够打败敌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这次作战也有极个别的党支部是豆腐渣，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表现出软弱无能，没有骨气，是些软骨头。

我这个人带兵以来，部队没有向敌人交过枪，没有！从来是活不交枪，死不丢尸，这是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当兵就不能怕死，你要是怕死，说不定死得快，不怕死得还不一定死，我们应做到任何时候都不向敌人交枪、不当俘虏，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战后总结对作战中存在的问题只总结不追究，但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还是需要有人担责的，比如以上说的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还有一件影响较大的外交事件也发于此。

121师363团在高平附近拉网清剿时，抓获了三十九名越军俘虏（男女均有），因人数较多不便押运，就交给护卫121师董竹炮群阵地的步兵二连看押，其实际控制权并未移交给炮兵阵地，炮兵阵地也只是给这些俘虏提供了食物和饮水。

1979年3月10日，121师炮兵团130火箭炮10连奉命前出支援出击纳隆的战斗。当车队进至高平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那嘎、班姆间地段时，突遭潜伏在公路两侧高地的越军火力袭击。前后车当即中弹起火堵住了道路，指导员跳下车后中弹牺牲，连队失去了指挥，形成各自还击。等到附近的友邻部队赶来援救时，越军达成战斗目的后已于15分钟前撤离战场。战斗中伤亡39人（其中当场阵亡17人），损毁130火箭炮4门、汽车5台、炮弹300发。

炮阵地官兵在得知十连遭遇袭击伤亡损失重大的情况后，全都愤怒了。121师炮兵群从2月18日进入越南战场后，经大小战斗几十次无一伤亡，眼看战争就要结束，却遭此重大损失，也绝无可能对自己的战友，在临近战争结束时倒下而无动于衷。

炮阵地四号首长李天才(炮团副团长)当即对警卫阵地的步兵下令，将阵地附近的越军营房和其他房子全部烧掉。步兵烧完房子后还不解恨，又吵吵着将这批俘虏尽快解决算了。

事情吵到了炮阵地三号首长(王德富副团长)那里，怎么处理这么多俘虏，事关重大，王副团长也不敢擅作主张。当即召集了李副团长，后勤处长司敬业，团轮训队长张彦堂和步兵连的负责人等人员开会商量。

王副团长跟警卫员李琦

随后二连的一个兵回来报告说，刚才已将那批人处理完了。

这次火箭炮十连遭袭击，群情激愤，王副团长比谁都清楚。警卫阵地的步兵想甩包袱的情绪早已有之，近几天来炮兵阵地几次遭敌袭扰，阵地安全堪忧。在处理这批俘虏的事情上，王副团长是随了大流。

步兵二连处理了这批俘虏，但手脚做的不干净，把三十多具尸体扔进水井里了事。

战后，越方发现井内尸体，便拿出来大做文章，在前苏联的唆使下，拍照后到联合国控告我军违反《日内瓦公约》，虐杀战俘。军事斗争演变成了外交事件。

在外交部的压力下，部队启动战场处置俘虏措施失当的追责程序。

在后期的调查中，王副团长将责任全部承担了下来，没有推给任何人，也没有牵扯任何人。虽然李副团长，司敬业处长和张彦堂队长都受到了记过处分，但这并不算平摊责任或者说分担了责任。

在军、师、团三级首长抗争力保无效的情况下，这位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指挥若定的121师炮兵群阵地最高指挥官，炮兵团三号首长，本应记功，而且已被上级拟直接提升为副师长的王德富副团长，被禁闭审查。

几个月后被军事法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提前释放又回到了炮团，恢复了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