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的艰辛奋斗

1984年元月中旬，我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此时母亲已年近七旬，且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在无职业、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与哥嫂一起蜗居。那年春节后，我便在我的哥所在的县粮食局饲料公司做搬运工。一个月下来，还能挣三十几元钱，勉强糊口。

1984年5月，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全国，各企业已在开始扩大经营自主权。宣汉县东乡镇（即以前的城关镇）一重点企业高薪（46.27元）招收我为该企业的业务员。由于我本着为人要真、待人要诚的理念，做起事来比较顺利。到年底，企业盈利丰厚，上级领导看我工作出色，发文我为该企业分管经营的副厂长。

其间一小插曲令人啼笑皆非：由于工作属性，接触新朋旧友难免，加上我是本城人，熟人朋友较多。此时，县公丨安丨局政保股长（也许是职业病）三番五次通知我到公丨安丨局去，我的住家离公丨安丨局仅一百多米远，身正不怕影子歪。

一天晚上，我便前去探问，结果他是跟我交“朋友”，另给我打招呼；接触朋友要注意一点，被我一阵严厉训斥。后来，我俩还果真成了熟人、“朋友”。

企业的改革在深化，在经过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后，又向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目标承包责任制、企业股份制转变。担任副厂长一年后的我，已成为—该企业的领头人。经历着企业的阵痛煎熬，在经济体制双轨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下，集体经济体制企业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我竭尽全力为七八十号人的饭碗奔波，在我爱妻剖腹产子的当口，我还在召开职工大会，对未能前往医院签字做手术到至今我仍深感愧疚。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社会能量的局限性，在管理出效益的理念下，严格的管理难免与职工发生矛盾，受到个别无知者的不堪入耳的辱骂后，经过一番权衡，我放弃了继续努力的权利。1995年初，商调到县城里当时的一家国有企业至今。

慈母的伟大胸怀

参军与回城的选择是痛苦的，1976年春节后不久，两份通知同时送到了我的手上，因身边无子（女）的家庭可以回城的政策正在落实。其实，我当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可以避免的，就因为没有经过“上山下乡”且满两年的“知识青年”不予安排工作。我的母亲是饱含着泪水让我下乡的，当时的城里，生活条件较差，无自来水，电灯照明晚10点断电，吃水要到河里去挑，家里用水，只能靠母亲去托人（因所谓病残的人留城）帮忙挑两担水装满水缸，就可保证一个礼拜的家庭用水。

当两份通知到来并要做出选择时，又是母亲以博大的胸怀考虑我的前途而做出痛苦的选择。她含着热泪说：“幺儿（四川特别是川东北一带对儿女或者晚辈的昵称）你不去当兵，回城又不安排工作，今后生活怎么办呢”？

就这样，我在母亲的希望下走上了军旅之途。在部队，我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一年后捷报频传，两年后入党提干。街坊邻居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称赞她培养了一个好儿子，为她争了气。不幸的是红得发紫终于遇到厄运，三场胜仗不一定塑造一个英雄，一场败仗足以毁掉一个人。我就被这一场战争葬送了。

其实，我们能算什么“知识青年”？小学四年级读了半学期，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在一阵“停课闹革命”的喧嚣声中，11岁的我也过了一把红卫兵大串联的瘾。只不过一天功夫走到达县，便被因年纪太小而送回了家。

转眼到了1969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占了上风，我们就该读初中了，那时的教学是可以想象的，教学质量差，“读书无用论”还没有完全肃清，混到毕业拿到证书就万事大吉，等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

这些阶段，母亲随时随地教育着我：在任何地方都要听单位、领导、学校的话，不要惹是生非，真可谓一代孟母也。只可惜我叛逆了她的教诲，做了一个据理力争的好斗者，敢作敢为的铁汉子。

童年的心酸痛苦

我的家庭是贫寒的，我的母亲非常善良，她没有文化，但勤劳俭朴，门前一小摊维系着全家的生活。我所以有今天，也是母亲不懈付出的伟大所在。在生活极度困难的1955年8月，生父因积劳成疾病故，临终前，他告诉母亲，不能养就把我抛弃掉，我当初仅三个月大，在我的住家不远处就有一座弃婴塔。懂事后才知那就是当年不能养活的婴儿被家庭抛弃的处所，七十年代初被新建的化肥厂所摧毁。

生活所迫，我的母亲在1958年又嫁一吴姓老人，也就是我的继父。我们虽谈不上有感情，但他也为这个家撑起了半边天，因为他是搞炊事工作的。

1979年元月，正在紧急备战的我得知其病故，没能为其送终（备战不准假），全凭我的家兄操办后事，送老归山，我深感愧对其老人，也感谢我的家兄。家兄1964年上山下乡，1971年参工于本县某乡镇粮站工作。我的童年是质朴、无知而心酸的。

1965年的4月，学校组织野炊（现在称春游）自备柴禾，锅盆碗筷、粮米食盐。那时只有这个条件，以锻炼自食其力，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炊。第二天，学校黑板报刊登一文章，《三年级学生何昌健奋不顾身拾铁锅》的文章。原来，一县委领导子弟同班同学的铁锅在河边洗时被激流冲走了，我跳进河里奋力抓了起来，全身湿透。要知道，当时的一个铁锅的价值足够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我们哪里赔得起呀，年幼的我哪里有黑板报上所说的那么伟大。

难忘的流金岁月

岁月的流逝，经历的坎坷，真可谓不堪回首。但我以为，生长在我们的时代是难得的，我为生活在我所经历的时代感到幸运：我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最不幸的人当中我算其一。

号称百万大军的越战将士，唯独我没有得到我应得到的价值不高的“参战纪念品”。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坎坷时代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知道了人生道路并不平坦：十年“文化***”，知识不足的中小学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参军入伍、外域作战、当工人、任企业管理者、又逢”只生一个好“的基本国策，企业的改制使我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

已届花甲的我好在考取了建筑二级建造师资质，考取了建筑工程监理工程师的执业证书，在建筑行业还可发挥点余热。(完)

我与150师448团1连3排何排长相聚宜宾(渔歌)2014-5-7

不曾想到我发表的一篇《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份归国战俘》的网络文章,居然与失联35年的何排长相聚了。时间是公元二零一四年五月五日下午五时许(前天)，地点在四川宜宾县县城—柏溪。

在以后的一天时间里我与妻子和三个战友(成都军区政治部退伍军人)陪何排参观了向家坝水电站、游了云南水富县城以及宜宾万里长江零公里处等地。

何排长在向家坝水电站

何排长名叫何昌健，四川达州宣汉县人，他是原50军150师448团1连3排的排长，1979年在越战争中因上级错误指挥和浓雾等原因与1连的部分官兵一起误入敌军重围，在几天打不赢、冲不出、无救兵、失通信并饥渴三四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做了战俘。全连100多个兄弟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家中200多个父母也因此有了儿子，未来的100多个女人也因此有了丈夫，而他与做出决定的李和平连长、冯增敏指导员却担当了责任，回国后被关进军事监狱，我俩因此相识。

在前天的接风席上何排长几次不住泪泣，久久握住我的手说，我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他这是来感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