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奇迹终于出现。在交换战俘的人群中，有了健娃的身影。原来，由于报务员的失误，导致了回撤线路的走向错误，被包围后就成了战俘。在越南战俘营，健娃没有用本名，才造成失踪一说。越方多次劝说健娃他们，可以到台湾，也可以到中立国去；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爱党爱国，坚持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首先就是进学习班，自查自摆，人人过关。健娃在学习班给我来信说，估计他这次要受到党纪处分；在研究打与不打时，尤善言辞的他，发表了模棱两可的意见，如果他完全秉承其母的不苟言辞的遗传基因那就太好了。

学习班结束后，已步入1980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了。一件是，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钦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另一件是，三十年后中央正式颁布文件，对志愿军战俘的爱国斗争给予承认，对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这些遭受了屈辱和磨难的指战员做了些改正。

从此，战俘题材作品即不断问世。最早有孟伟哉的《战俘》，随后有碧野的《死亡之岛》、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王国治、曹保明采访孙振冠写的《一个志愿军战士的经历》等中长篇作品。最难得的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战俘系列丛书”得以问世。

该丛书一共五本：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

《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

《见证—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代表的日记》、

《重围—志愿军180师代政委吴成德与战友们》。

因此，绝大多数越战战俘归来人员比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在政治待遇上宽松了很多。

但在“被俘即变节”的战俘观的影响下，中国军人的面子还是要有人来买单的，为此，包括健娃在内的七人得以入刑。

付培德（团副参谋长）

李和平（一连连长）

冯增敏(一连指导员）

刘兴武（八连连长）

李铁桥（八连指导员）

何昌健（一连3排排长）

靳波（八连2排排长）

服刑期间，健娃表现很好，监狱同意他请假回家看望年老体衰的母亲。健娃回宣汉的那一天，天气有点阴沉，但没有下雨；我到汽车站接他时，左顾右盼，四下张望，不见其人；突然，一个身着雨衣，脸上戴着一个大口罩的人串到了我面前，原来健娃早就到站了。

健娃提前一年脱刑，逐步融入了社会。他尤善言辞，乐于交际的特点又发挥了作用，嘴角上的微笑又挂在脸上了；他先任镇办企业的厂长，后又调到县属国有企业任管理人员；如今，他已退休，但仍干着建筑监理工作，每年在县城的篮球场上还看得见他当裁判的身影。

岁月在流逝，时代在进步；民族在延续，人性在包容。现在的人们可以宽容人质的弱小无助，不再强求人质的反抗斗争；其实，战俘也是一种另类的人质，也应该得到包容。

健娃虽然失败过，但他战斗过；他一天到晚仍笑口常开，但老朋友见面后，几两小酒进口后，郁闷之情还是难以抹去；他坚持申诉，又是一个三十多年，难有结果，庆幸的是现在给予了他参战补助。

概率极低的越战战俘，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溅不起一两朵小小的浪花，只有小县城的人们还记得你。

何昌健自叙文：—写在归国35周年的日子里(2014.6.5）

序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中越外交磋商及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协调下，第三批中越之间的战俘得以交换。我于当天得以回归，成为为数不多的中方归国者之一，跨过国境线，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在距零公里处不到200米的一战地帐篷中简单洗浴后，换上无帽徽、领章的军队便装，迅即登上大巴送到某军队医院。

在半个月的调疗后，便被送到"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归俘学习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学习审查”。

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1979年3月12日深夜承担清剿掩护任务，在穿插中遭敌伏击，当突围占领某独立山头后，被围困至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被俘的。到学习队，我第一时间把“被俘经过”及在越关押的84天所有情况向工作队和盘托出。享受“特殊”待遇的我，每一次单独审查都是150师保卫科陈科长，他身高170厘米以上、块头较大，一双疑似甲亢的眼睛看似有神。

初始审查、较为和蔼，但比起在越南的审讯要严格得多。到后来，其态度的急转直下，教人难以接受，使我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第八次对我审查的时候，总政治部保卫部党付部长（陈科长介绍）及陈科长给我摊牌说：“何昌健啊何昌健、你如果当时牺牲了，你家里多么的光荣啊！”

此时我知道将要承担不死之责。人就是这样，在艰难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然而在幸福的时候，他可以把艰难忘掉。获得了再生的人把当初生与死的处境抛在了脑后，在强大的政治影响下恨不能再上前线与敌拼杀，在当初被包围，部队失联并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全连53人加上沿途搜拢在一起，共104人突围上山后的处境十分危险，我的某些话变成了一言九鼎的“圣旨”。正确的分析与盲目的行为必将招致不同的结果。人是动物、而不是植物，生命是不可再生的，希冀归国的学习队有利于解释自己的言行；但现实是残酷的，学习队时的后期，我已孤独无助，便整天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消磨时光，以减少冷眼的可视率。

1979年的国庆节后，一列软卧专列，把我们（200人左右、主要是448团的）剩余归俘送回到四川，暂时驻扎于原成都军区五七干校即崇庆县的某驻地，无所事事。

一个多月过去了，1月26号上午9时左右，我被通知到二楼有事，刚一进门，便被两个士兵将我双手反扣，并用手铐铐住，在通往大会现场的途中（此时余下的归俘已集中到会场）送押士兵不停的将我的头往下按，以示认罪。

到会场后，见付培德（副参谋长）李和平（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刘兴武（八连连长）李铁桥（八连指导员）悉数在场，并被统一宣布为率部投敌的首要份子而被逮捕。

从此，我短暂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并与448团的所有战友，失去了联系。在我被押往成都军区华阳看守所的后时代，归俘学习队的批判会、声讨会、自我检讨会等，没有少开。表明惩治这几名“罪犯”是应该的、正确的。在解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后，余下的归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也必须一刀切。

服役满两年的所有官兵一律复员、退伍；不满两年的，通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后继续服役满两年后再退伍。

悲哀的深陷囹圄

看守所突然送来这么多“罪犯”，够他们忙活一阵子。两天前，便腾出院内监舍（2014年5月初才知）。最初以为是一些长了獠牙的恶魔，结果是不戴帽徽、领章的参战军人，让看守所大松了一口气。入狱前十天，我是食如木渣、坐如针毡、夜不能寐。未曾想，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刚从越南的监狱出来，又进了中国的监狱。

看守所的纪律是严格的，作息时间如同机器。早6点起床，10分钟洗漱（我们6人轮流洗，不准见面，更不准对话，靳波半月后送到，便成了7人)，半小时就餐，晚上十点就寝，其余时间—动不动地在木板床边坐着，稍有动弹，便招来看守一顿严厉的呵斥，甚至辱骂，我触木板部位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真感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