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战士对被砸烂的家具，留下越币作赔偿。1979年2月21日上午越南班马

我们带的越币不多，只好在每户的桌上压下三、五十元，对群众遭受的损失略表心意，但不能留下字条。留下字条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保证财物不再被后续部队拿走或遭破坏，又请连队来两名战士帮助，每检查一间房子，便贴上封条。

战士检查完毕，大门贴上封条。1979年2月21日上午越南班马

后来听说，几天后我们们留下的越币，均被后续的炮兵、武汉部队和成都部队的大兵收进口袋里，作为“越南之行”纪念。

我们进了一栋房子，闻到一股大粪臭味。四下搜索，地面没发现任何迹象。床上的草席有脚印，被子整整齐齐盖在上面。挑开被子一看，原来草席上有一堆粪便。这样做未免太缺德了，是什么人干的，又无从追查。我们分析，个别战士在战斗中，看到自己的战友倒在血泊里，心中气愤，又无从发泄，只好把气发到群众的家里。

靠小河沟边的一间房子，我们一进门便看到地上一滩血和一副猪肠。我们顺着血迹，找到河沟边，在一棵小树下，一个战士正在石板上剥猪皮。一见到我们走近，战士抬起头对着我们不好意思地笑：连队已没啥好吃的，大家饿得发慌，又要打仗，只好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就地筹粮”，这是昨天上级的通知。由于魁剥一带仍被越军几个火力点控制着，运输车辆进不来，连队所带的干粮已吃完，生活确实成了大问题。昨天，上级下达通知，要求就地筹粮，各部队自己解决粮食，安排好生活，以保存战斗力。杀猪改善一下生活，不是不可以，但这样的取材法，简直太荒唐！我严肃地说：你为什么不在河边杀猪，却在老乡家里杀，猪肠丢一地，这是什么意思？

他见我发火，结结巴巴：越南人太…太坏了，我们连队死了十多个…

你不能把越南军队和越南人民混在一起嘛。快，把猪肠拿出来埋了再说，我下了命令。

是！战士赶紧进屋取出猪肠，埋在水沟边的烂泥里。

我们的战士，思想很纯洁，本质很好，但为什么会与越南人民产生敌对情绪？数天后，我对此才有所了解。

123师战地医院救护所医护人员紧张地为负伤战士手术，请细看右边一位军医高举着手电筒照明。简陋的战地设备，及时挽救了战士的生命。1979年2月21日上午越南班马

我们师野战医院就在村旁右侧的山坡上。医院的多数医生护士，我都认识，顺道过去探望一下，如果他们正在为伤员做手术，增加点图片资料不是更好吗？于是，我们来到医院。

医生护士们的宿舍和我们一样，个个都挖了猫耳洞。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仍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尤其是参战的七位女兵。

123师出国参战部分女兵。

战地医院很简陋，在村外的空地上支起两个帐篷，第一个帐篷内，一块板作临时手术台，两三支手电筒照着手术部位代替无影灯，医生们正在紧张地为负伤的战士取出子丨弹丨头和包扎。有时伤员来得多了，他们只好在担架上施行手术，最多一次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我只能和医生们点头示意不能影响他们的精力。另一个帐篷是几位已经做完手术躺在担架上正在输液的战士。没有病床，也只能躺在担架上。伤员的伤虽然很重，而且刚做完手术，身体极度虚弱，却听不到他们的呻*声。

战地救护所军医为负伤战士检查伤情。1979年2月21日上午越南班马

李庸副院长陪我们参观了手术室之后，又介绍了一件新鲜的事：有几个伤员流血过多，急需补充营养。上午他们派人到附近一户越南群众家里，看看能否找到什么营养品，终于找到4个鸡蛋，并在越南老乡家里留下10元越币和一张纸条，看，鸡蛋还没煮呢！

我正愁找不到军民关系的题材，这下子有所发现。我立即请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带着这4个鸡蛋回到原处，按我的构思，拍了一幅“国际性”的军民关系照片。下图

我们三人刚要离开医院，意外地见到后勤部卫生科助理员陈文尧，我们在草地上坐下聊了一阵。

陈文尧1965年入伍，原是警卫连卫生员、我的同连队战友。他到连队当卫生员不久，我便被调到政治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几年后他调至师医院，接着又调任师后勤部卫生科，我们的见面就少了。

战地军医陈文尧

这次由后勤部杨文喜副部长和卫生科陈文尧等人组成的后勤指挥所，与师医院一起行动，紧跟在师基本指挥部的后面。师医院的战地救护所30人，并有一个步兵班作警卫，由李庸副院长、医疗二所所长杜炳南、副所长蔡来庭、指导员张贤进带队，军医陈应涛、黄立针、余秋宏、杨文清、刘柏泉、张西萍等及医助张西德、护士长张清群、药房主任李伟英等组成战地救护队。

同时，还有6名女兵也参加了战地救护行列。后勤指挥所还配备了一个由120名民工组成的担架连，看来陈文尧他们的责任也不轻。

我们告别陈文尧和医生护士们，又到另一个村子检查群众纪律。后来听说，战地医院在这次战役中救护伤员2400余人，最多一天开了六张手术台，121师的一位副师长受伤后也是送到这里进行手术的。伤员经过师战地医院的精心救护，轻伤者很快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战斗，重伤者通过手术后转送回国内休养，其中包括123师李副师长。

战后，二所荣立集体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