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上午,我所带的胶卷只剩下最后两张底片留在相机里,作为回去路上应付万一。呆在大本营很没意思,便约李志鹏、何飞跃一起到河安街上,对昨天回来的群众进行家访。
由于有的群众房子被炸塌,住得分散且很不安全,我们去探访时,见他们两三户住在一起。合作社副主任阮氏妹,就请了两户邻居在他们家里住。人多,老老小小在一起,显得特别热闹。三个老头子坐在一起聊天,两位大婶正在磨米,阮氏妹和女儿在打扫灰尘。
这半个月来,炮火的轰击,周围房子的倒塌,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难怪灰尘厚厚的一层。
半个月的酸甜苦辣,阮氏妹一家四代终于幸存,并且能在自己的窝里团聚,总算皇天有眼。当见到我们三个人的到来,他们热情招呼我们坐下,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水。阮氏妹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只有这么个条件,没有茶叶招待你们,以白开水相待。
我与何飞跃将自己的烟掏出来,为三位老人点上。阮氏妹的父亲80多岁了,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烟,对我说:现在,见到你们这些头戴五角星帽子、有两块红领章的军人,再也不怕了。
阮氏妹想留我们吃午饭,我们谢绝了,又到另几家进行家访,所见的场面同样很热情。有一位大嫂从门后取下一个越南妇女戴的竹笠,用听不太懂的话对我说:没有什么好送的,这个留作纪念吧!我不能随便要群众的东西,从口袋里掏出两元越币给她,推让了半天,她才接受。
这次战后的群众工作,弥补了中国军队与越南群众之间所产生的鸿沟。
这是越南大嫂送给战地记者陈朝荣的竹笠(1979.3.10.上午越南河安县城)至今,这个竹笠仍完好保留在陈记者工作室。
我战士和建筑工人拉家常(1979.3.9)越南河安
越軍战俘
两军交战,枪炮相对,子丨弹丨无情,双方必有死伤,也会有战俘的出现。国内战争,两军同是一个民族,被俘人员多数遣散或劝其归降,交换战俘的机会极少。两国交兵,强者死得少,被俘人员也少,弱者死得多,战俘也多,这是必然的道理。战争结束后,交换战俘成为一个焦点。
我们的干部战士经受党的教育,有“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献身”
的精神支柱,有“宁可战死,不当战俘”
的决心,认为当了战俘,是一辈子的耻辱,家庭也会受到牵连,不如像杨令公那样,战死沙场,撞死于石碑,千古流芳。
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难免有的战死,有的负伤,有的被俘,成为“活口”。当了战俘后,想自杀以示对祖国人民的忠诚,不一定会有这个条件和机会。我没当过战俘,不了解战俘此时此刻的心境。根据推理,有的人家中有老婆孩子,希望坚持活着回来,见见老婆孩子一面,苟且偷生,与老婆孩子度过后半辈。有的新战士入伍不久,受的教育不多,不知道什么是“不成功则成仁”,只知道自己还有大好的年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不幸当了战俘,此时此刻,他们求生的愿望应该很强烈。
过去,我们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个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宁可“战死沙场,绝不偷生”,不知道会有当战俘之说,不会有战俘的存在。自从《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侵朝美军设的志愿军战俘营的纪实报告文学之后,大吃一惊,才知道中国军队有战俘的存在。战俘是个事实,而中国的战俘命运特别悲惨,回国后,受到社会的歧视,接受劳动监督,进行自我改造,几乎失去人生自由,也就是说,当了战俘后,活着不如死了好。
进入越南境内后,报纸无法递送,我们无法了解国家大事,无法知道兄弟部队的情况,唯一的就是靠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几个人围在一起收听。但在越南境内,中国电台的信号很弱,越南电台的华语节目却特别易收到。在华语节目中,频频送来我方被俘人员的讲话。不过,很多战士在广播中讲的很简单:“我是xx部队x连的战士xx,不幸被人民军俘虏,目前身体很好,请父母放心”。“我是三个月前入伍的新战士xxx,在xx部队xx连,在x省x县x村,请父母亲收听到我的讲话后不要担心”,“我在xx部队x连,是个新战士,x日部队打散后,被越南人抓到,现在很好”
…有些讲话颠三倒四,把部队的番号和代号都讲错了。
最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123师医院军医巫远新,跟随侦察大队出征几天后便失踪了,我们都以为他已牺牲,这时却在越南的广播中出现:“我叫巫远新,是个部队医生,16日晚上随x副师长进行穿插,不幸当了战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领导一定要我们与越南打…”这下子完了,这不像叛变声明吗?还暴露了部队的行动秘密,我们几个人在议论:巫军医日后当战俘交换回来,再也没什么前途了。有的人又提出:你是个军官,一旦你当了战俘,越南人逼你发表讲话,你会宁死不屈吗?…这个谁也答不上,因为我周围这帮人没当过战俘,没亲临其境,没有这种体会。
123师军医巫远新
听说,巫军医后来作为战俘交换回国,妻子本来已批准随军,被取消了。他本人在边界的“回国战俘队”
接受了一个时期的教育,清除越南政府留下的“遗毒”,便被遣送回家乡当农民。后来虽在大队开了一间私人诊所,赚到一点钱,为子女留下一笔财产,但长期受到周围群众的歧视和另眼相待,受到地方干部不断的“再教育”,又见一起参战的战友们有的留在部队当大官,有的转业到地方辉煌腾达,光宗耀祖,自己还是一个接受再教育、受监督的对象。他既庆幸自己当战俘后,能回到家里,见到妻子及儿女,又悔恨当时没有杀身成仁,以身殉国,以至后半辈子抬不起头,还影响了子女的前途。十几年来,忧郁成疾,未到50岁,就提前到了极乐世界。这是自卫还击战16年后才听到的事。
敌人成了我们的战俘,我们有些人也成了别人的战俘。多留一个越南战俘,多留一个活口,就能多换一条我们战士的生命。不管换回来的战俘今后将是何等命运,我们已无法追根考究,只知道多换回来几条生命,就是无价之宝。
缴获敌人的部分武器装备
越军少校农松及战俘被押下战场。41軍122师战地记者刘林楷攝
战斗开始头几天,由于地处敌人内腹,危险性很大,一路打仗,带着战俘招惹很多麻烦,增加不少负担,加上战士们对敌人的满腔刻骨仇恨,一抓到战俘,或当敌人举手投降时,补上一枪。现在,战事已成定局,国内的道路畅通无阻,上级通知各部队,抓到的战俘尽量留下,派人押送到师指挥部集中看管。
我见到的第一个越南战俘是在310高地上,369团2连在小竹林里抓到后送来的。
那天,首长们正在310高地上的前线指挥部,部署下午的炮击。为了不暴露我军的意图,战俘被押上山时,把他蒙上双眼。审问时是在山坡的洼地进行,政治部李副主任和我都在场。(下图)
被蒙上双眼的越军战俘在受审(1979.2.22)越南310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