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瞄准”的训练必须两人一组，协同配合。
每次参加训练的新兵是十组，剩下的人在旁边训练防毒面具和止血包扎之类的新兵连九大科目，每半个小时轮换一次。
在训练期间，每次有人三次瞄准后，成绩判定在“不及格、及格、良好”等三种结果的，都会被罚去跑道进行“千米冲刺”，第一名跑回来的新兵可以休息，每一轮“四点瞄准”训练结束，所有新兵都会苦不堪言，虽然东北的冬天很冷，已经零下三十多度，冲一个千米后身体产生了热量感觉很舒服，可是如果不断地冲，而且一冲就是好几个千米，比连续跑三公里还累，毕竟三公里是慢跑，冲千米只有一公里但那是玩命，必须卯足了劲跟百米冲刺一样往前冲，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些虚脱。
红七连的训练标准完全是照着“从难从严”训练的，别的连队达到良好就行了，甚至个别连队及格就行，在红七连，每个人的成绩都必须优秀，而且也只能是优秀，“争第一，抢第一，做第一”的信念是红七连的灵魂所在，这是我最真的感受。
轮到我训练“四点瞄准”的时候，就出了大事。
要知道，一个枪手想要完成一次成功的射击，需要借助的是右眼，左眼根本无法协同射击，以至于无论是训练还是真正的射击，都要紧闭左眼，睁大右眼。
我的右眼则因为在参军前的一次“打架斗殴”中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虽然后来进行了眼部手术成功进行了修复，可隐疾仍在，我的右眼模糊不清，如果盖住我的左眼，哪怕东西放到我面前一米以内都模模糊糊。
而在参军的时候，因为我是通过找关系蒙混过关的，所以当时我在体检的时候避开了“视力检查”，新兵到了部队要进行复检，可是部队的“复检”根本没有当兵前的“体检”那么严格，都是大概检查一下就行，以至于几乎无人知道我的右眼缺陷。
在部队的这一个多月，唯一让我心虚的事情只有我的脚和我的眼睛。
我的脚部缺陷被发现后，三营长老干就把我叫到了营部，准备把我遣送回家，老周为我求了情，老干才对我网开一面，但也没有说一定让我留在部队，只是说在授衔前的一次新兵连最终考核中，不用成绩太好，只要我可以做到步兵三公里的最低及格标准就不会把我遣送回家。
也就是说，只要新兵连还没有开始正式授衔，我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遣送回去，而这个危机已经有老周帮我扛下，如果我的右眼缺陷再一次被老干知道，恐怕我将再无留下来的机会，所以我一直极力隐瞒着这件事，平时我看什么东西都装作右眼毫无问题的样子，哪怕是张宝良都没有发现一丝破绽。
纸终究包不住火，有些事藏的再好也会最终会在现实中暴露。
我曾激动地想过，如果我走向靶场，我会不会就是那个万中无一的狙击手苗子，如果我走向战场，我是否会是传说中被誉为“狙击手之神”的张桃芳第二。
事实是，我实在想的过于美好，至少在我进行“四点瞄准”射击训练之前，在我没有真正的知道“射击需要右眼”这一定律之前，我确实是想的过于美好，而当一切开始的时候，我的右眼再一次让我的自信降低到了绝对零度。
我趴在冰凉刺骨的雪地上，心里一阵忐忑。
透过我的视线，我几乎看不到二十米以外的任何东西，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周围的所有人和物体，混合着身体四周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目的光的雪地，我的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看不清任何的东西，甚至当我睁大了右眼试图看清对面的时候，坐在那里的战友身影重叠出了无数个影子，他手上的器材我也完全看不清在哪个方位。
“你瞄好没呢？”对面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不能瞄就我来！”
张宝良正在旁边和别的班长说笑，听到我们这边的争吵声就走了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几乎不敢看着他的眼睛；“我……没事……”
张宝良愣了一下：“哦，那好好训练！”
我看了看四周，又抬起头看了下对面，心里已经有些惊慌失措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我要站起来喊“报告，我右眼看不到东西，请允许我不参加训练”吗？这样子做的结果势必会导致再一次被老干叫过去，然后再一次的和我无情的提出遣送回家的结局。
我决定浑水摸鱼。
我趴在那，保持着据枪瞄准的姿势，看不到前面的白纸和对面战友移动的检查靶，我就胡乱指挥。
第三次的瞄准点被我确定的时候，对面的战友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你能不能好好训练？你第三次指挥的瞄准点已经脱离了那张纸的范围了！还有你去看看你之前那两个点，隔着那么远，你是不是在玩呢?我可不想因为你不好好训练然后一起去冲千米，不想训练你打报告换人！”
我尴尬的赔着笑，我说：“好好好，我刚刚失误，我们再来一次！”
第二次的“四点瞄准”训练，和第一次的结果一样，和我配合的战友已经气的不行了，这个时候张宝良走了过来，看到那张白纸上的瞄准点那么分散，一下子就阴了脸，在他看来，我们两个这是不好好训练，在这扯犊子呢，再分散也不能分散成这样。
我们两个人一起被罚去冲了个千米，回来后继续训练，张宝良就守在旁边，训练的结果依然和之前一样，不出意外，我们又被罚了一个千米，张宝良觉得我肯定是之前在示范讲解的时候没有认真听，导致现在不知道怎么操作。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一次又一次都这样，张宝良一次又一次的和我讲解，依然每次都这样，张宝良就察觉出有些不对劲，他看了看我，说：“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我就只好过去，心里却在想着如何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