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指挥心头沉重。曾司令的军事造诣是没得说的，不讲东京防御圈整体指挥的艰难和出色，就说打得最顺利的格子团南隔绝线防御战，格子固然是我们超一流的前沿精锐部队，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选择最有利的阻击地域部署格子各部并安排好地效机群的转运诸环节，让日南部叛军主力就是在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壁的山间公路的最恶劣地形上死挨格子的精确制导炮击，最大限度地扬我之长击敌之短，这份指挥才能也不是谁都拿得下来的。曾南岳的弱点在政治上。他为什么迄今没有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韩指挥一直琢磨不透。现在，显然日本的第一政治高手对上了我方高级指挥员中的薄弱环节，总部政委牺牲，陶支队陶政委负伤，自己要守住安全岛阵地，松之阁阵地在政治上似乎是对方在最大限度地扬彼之长击我之短。
就说日方发来松之阁谈判实况的用意，那就是让我们放心不下，如果我们改换代表或者暂停谈判，都是向曾司令他们证明了我们对他们的不信任，也就助长了一森佑元“日后批斗清算”的说法，他一番话就让我们手忙脚乱临阵换将，也形同中方未谈先输；但如果我们不换人，曾南岳在那样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顶得住吗？一森佑元那番话似是而非的歪理太多了，曲解我对外政策、挑拨离间、欲擒故纵、火中取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机关埋伏一重套一重，哪里一不小心，就着了他的道，美国人和日本叛军的代表想来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这种情况下，还以曾南岳为中国代表，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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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听完了日本政府代表大田正方的一番话，委员神情严肃，也缓缓站起身来。耳塞里同时传来工作人员的报告，大致了解了松之阁的情况，感觉出松之阁那里和大田在这里的摊牌都出自同一个日方的最新决策，对照台湾方面李之涣将军所代表的意见和主张，委员掂量出面对问题的份量之重。一昼夜之内突然爆发的大国较量，各方翻出底牌，奇谋叠现巨变横生，每个人在自己负责的岗位上都受到临机考验，不是事事都有事先准备好的预案，也来不及临时开会集体讨论，这关节，考得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基本素质。委员干外交干了半辈子了，这节骨眼上，反而体会出平常被愤青们一再贬低的那些套话，那些基本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还是比较完整比较周全比较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套话看起来枯燥无味毫无亮点，其实却是人类智慧千锤百炼的结晶体。委员缓缓说道：
“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尊重各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上，中日之间的协议也不针对、不涉及第三方。”
委员顿了顿。这句套话先回答了日方或明或暗的一系列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堵住了种种已知的和尚未掌握的对方的图谋，以不变应万变，先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没想到日方倾囊倒出核心问题，要与中方就全面战略结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却碰到中方代表圆转如意——圆滑而没有破绽的太极拳，先是茫然不知所措，随即，屈辱感和由此引起的愤怒一股脑冲进日方代表大田的心胸，大田努力平抑自己的声调，为了不使声音发抖，慢慢、慢慢地问道：
“那么，中方不准备与我们达成任何实质的协议了？！”
看到大田的反应，委员暗自长长呼出一口气。当然不是。中国上千年来国运就与北患不靖纠葛在一起，今天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解决倭患的历史机会，怎么会轻易放过弃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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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患难靖。委员心里又把这四个字默念了一遍。汉朝起，北患主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甚至也长时间主导了对内政策，与中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先是突厥－鞑靼侵掠之患，再是女真－满患，近代主要是倭患，中间夹杂俄患，但为害之烈影响之深重，仍是倭患为主。北患为烈之际，中原十室九空赤地千里，人口急剧下降，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蒙元那次无需多说，只论满清这次，明朝末年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雏形，在世界发展史上并不落后，明朝国力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代表奴隶主阶级落后的游牧－侵掠经济和落后文化（或者说没有文化）的满清接管当时先进的农业经济以至达到资本主义萌生的中原之后，初期一段时间不过是吃明朝的老本，在一段时间内尚能维持国力不衰，在此基础上外事也不致太差，这段时间之内，是谁当皇帝都是这个格局，什么康熙乾隆英明旷世，都无非是统治者编造的神话，只不过落后者入主时间一长，世界局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不进步或进步得慢，别人就纷纷赶上，然后超过，到满清中叶，国力衰落的征兆已现，中国由领先转为持平，到满清末年，中国仍然不进，不进则退，由持平转为落后，被人大大超越，在列强的坚船大炮之下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被宰割瓜分，中国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惨况，数千年历史之下，落后屈辱的年代莫此为甚。满清中叶以至末期也不是历代皇帝的水平一下子都下降得如此不堪了，这是代表落后生产力入主中原所必然导致的停步不前，停步不前必然导致由盛而衰，所谓满清前期都是英明不得了的皇帝、中期都是才能平平的皇帝、后期都是笨蛋腐朽不得了的皇帝，此类说法都是愚蠢的欺人之谈。
委员自己所持的历史观并未表现在他的外交工作上，这是出于他坚强的党性和组织性。从现实工作的角度出发，委员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实质正确的，但是国家不能在政策上就这样完全表现。存在各民族团结和融合的问题。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民族问题上两个极端要不得：汉族不占据主导地位是绝对错误的，汉族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排斥攻伐其他民族也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说，正确的民族政策是汉族必须占据中国的主导地位，但要团结容纳融合各民族人民一起前进。至于在宣传上，由于现代中国汉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前一条不必多讲，主要讲的是后一条，以防在民族政策上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
其次，满清主持下的中国近代边界的划定已经很吃亏了，但即使这个吃亏，我们也不能不要，因为有人提出的边界要求更为扩张，我们要接受，边界还要大大内缩，领土还要大量丢失，我们要不接受，法理上就还要援引满清签订的一些条约，是合理的条约和虽不合理但尚能接受或者现在不得不承认的条约，不是那些不合理条约，要承认那时中国政府签订的一些条约，就不能不承认那时的中国政府。中国的正统总是延续的，不是中断的。因此，承认满清政府的正统地位还是有其历史必要性和现实必要性的。要承认清政府的正统地位，在宣传上就还要配合一下。比如雇几个文人出来讲一讲。当然，前一阵子有些过头，辫子戏满大街都是，好像满清前期皇帝真的很好后期的真的很糟，这里或者有商业运作的成分，或者有满族文人不甘寂寞在压抑下反弹的成分，都无关痛痒不足为虑，老百姓看腻了自然就过去了。
不能以无关痛痒视之的是涉及现实的几个重大问题。首先是台湾问题。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纲领性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对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满清的腐朽统治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既然驱逐鞑虏才能恢复中华，那么鞑虏自然不算中华的正统。国民党方面退居台湾后，很长一段时间强调这个口号，强调华夷之分，以完全肯定的态度宣传郑成功及其后人抵抗满清的事迹，连军事演习都名曰“汉光”，这里面稍不注意，就有被台独势力利用的可能，也有被居心叵测的外人分裂中国的图谋利用的可能。这一方面，国民党在民族政策、中国正统看法和中国统一主张方面的全面而细微的政策掌握上，是不如共产党的。
我们这方面，大政策的制定和掌握虽然正确，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过头和不当之处。委员个人认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其抵抗满清侵掠的行为客观上维护了福建当地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基本利益。像施锒那样的人在中国正统历史上和国民党方面的迄今观点上都认为施锒是反复小人，是背叛汉族出卖亲友投靠满清的汉奸，我们要把他宣传成一位大英雄，是不是对统一大业反而有副作用呢。但是清政府出兵统一台湾的行动是必须肯定的，如果不肯定，那么退居台湾的明朝残余政权反而成为中国正统，清政权到那个时候还是伪政权的话，稍加延伸，就容易推导出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代表中国正统，而大陆方面仍未取得正统地位，这是蒋介石政权一贯宣传的重点，显然是错误的，以至到了后来，国民党被台独势力逼迫丢失了台湾执政地位，痛定思痛，一些明智人士才开始检讨两蒋时代的有关宣传口径和历史主张，觉察出中共的历史主张虽然在宣传的某些细微处不尽人意，但在大是大非上却是更富有远见的。那么，到什么时候反抗满清的行为就成为分裂行为了呢？要不要在某个时刻划上一道线，在此前的是抵抗外族侵掠维护人民生存发展基本权益和中央政权稳定的正当壮举，此后就是分裂行为了呢？
委员认为划上一道线还是必要的，这道线就划在新的中央政权建立并稳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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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道线划得太早肯定是不行的。不然的话，只要边关上有任何土匪流寇异族游骑侵犯，政府军都要望风归降才是正确态度，否则的话，一旦这些流氓草寇日后得了正果，边关守军的抵抗岂不变成分裂行径了？这当然不行，如果在宣传上依此推论的话，今天国家的军队也要一碰见作乱侵掠就放下武器望风归顺，那在心理上就瓦解了国防和军队的正当性，这当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成立，做也做不到，因为人民受到侵掠时自发地就会反抗，侵掠越重，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得越厉害，反抗也越激烈。所以，无论后人要怎么编排历史，要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去美化赞颂侵掠者的英明神武，人民却总之是要反抗的，是曾经激烈地反抗过了的，只有愚蠢的历史学家，没有愚蠢的人民。
然而，这道线划得过晚也不行。如果天下大势已定，旧的稳定经过动乱走到了新的稳定，大局从侵掠战乱走向和平，走向经济建设和休养生息，这时消除地方军阀割据，统一中央政府的政令遍及全部领土，就是正当的和必须的。原政权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会延长统一进程，延长人民的战乱痛苦，给外部势力造成分裂国家的可乘之机，因此是不必要的，中央政权越稳固，这种抵抗的正当性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