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时间足够了。沈湘知道从午后日美在日本本土开打，东京市内虽未直接落下炸弹，可老百姓都躲进各种防空安全掩体和地下室、地铁等处，至少高大建筑物里没什么平民百姓了。据程律师介绍，今天上午9时，中国民间索赔团1200余人齐集国会公园开展宣讲请愿活动，一起的还有日本各界声援团体的600 余位日本朋友，开始不一会就遭到日方300名军警的强制驱离，中方不屈，男性青壮年团员站在外围手挽手结成保护圈，日本军警动用警棍、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双方激烈冲突，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多人受伤送去医院，中国大使馆官员闻讯赶到严厉制止日方暴行提出严正交涉，局势暂缓，到中午，日本军警发起第二次冲击，连带中国外交官也被打伤多人，军警冲破外围保护圈用警棍把中国索赔团平民打得头破血流强行抓走上百人，午后，远处传来隆隆爆炸声，日本军警突然收拢，围在外面数十米处不再冲击中国民间索赔团。此时，国会公园附近已聚集大批各国记者在拍摄采访，但是不久记者们惊呼所有与本国联系的电话和手机无线传输都不灵了，日本友人纷纷撤离。下午5时左右换来一批200人的持枪军警，一言不发，所有枪口指向中国平民，未经证实的消息流传：一小队中国特种部队占据了皇宫。黄昏你们来武装解救的时候，所有中国平民都卧倒在地，日本军警虽然向我们开枪射击但显然有所顾忌，否则我们伤亡更大。眼前的情况是：新谷大厦内应还有一些记者在拍摄现场情形。
沈湘说，10分钟，不坐电梯跑下20层来也足够了。美军打巴格达时，记者们的实际经验是跑下20层楼梯七八分钟就够了。当然摄像器材不能带，舍命不舍财不行。
程律师说，我们应该比美军文明多了。话头一转问道：“上面这层建筑抗得住多大口径的炮弹？”
沈湘说：“我看过，屋顶平台有一层25厘米厚的钢骨水泥层，上面有不少铁制桌椅，绝大部分平台上面还有一层钢板泡塑遮阳板，一般76毫米以下口径一下子打不到2楼。他要敢动大口径，我们就得躲出去，不过我们会用8英寸主炮报复！”
程律师说：“这得让小鬼子知道。这里电话还是通的，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你头顶上再加几层，抗过这两个钟头。”
沈排长立即请示连部，随机行动的台湾号政战部一名上校是负责有关政战事宜的，听后立即指示：“为程律师提供方便。”
程律师下去一楼打电话，不过沈湘示意通讯兵跟了下去。
这时，前伸数字化单兵报告：“新谷大厦附近日本军警一百多人上来了，有轻机枪和火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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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岳岛集团部队的多种成分特殊构成，所以集团政治部非常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发下了《官兵必读》小册子，其中关于对日索赔问题是重要的一章。书中并未全盘采用海峡两岸任何一种指责对方是先放弃对日索赔权利的罪魁祸首的说法，而是客观叙述了放弃对日索赔国家要求的历史过程，指出国民政府和新中国都曾努力坚持对日索赔的权利，放弃国家索赔是有着不得不然的历史原因的，但是，放弃国家索赔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家分裂现状造成的。
这个主题思想，就把合理实施对日索赔问题上升到对日索赔要依赖国家统一的全新高度，成为两岸官兵的共同认识，也切中了这一历史问题的要害。
这本小书简要叙述道：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 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二战后，德国向苏联赔偿百余亿美元，赔偿英美80亿美元、其他国家20多亿美元，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遭受日本侵略和参与对日作战的国家大都从日本获得战争赔偿，连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２亿美元、５．５亿美元和２．２３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３９００万美元。但是，在抗日战争作出最大贡献遭受最大损失的中国，军民伤亡总计高达３５００万人、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达千亿以上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的战争赔偿，这是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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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索赔的第一阶段耽搁于国共内战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即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用来赔偿。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应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总计５４０亿美元的索赔要求，但对日本赔偿的分配比例意见不一，仅英国要求的25％、美国要求的３４％、苏联要求的１４％、法国要的１２％、澳大利亚要占的２８％相加就超过了１００％，这里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要求的40％，各方只同意中国占30％。在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的情形下，美国倚仗其对日本的实际军事占领的地位，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只计划将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 作为日本的赔偿物资，而其中中国只能得15%。中国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应有索赔份额，也对先期拆迁可获物资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背弃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无暇顾及对日索赔拆迁的实施，更重要的是未能把原定的驻日占领军投送到日本，而是把这支精锐部队投放到内战战场，使得中国在对日索赔的执行上缺乏实际的有力手段，在美国主导的“谁有实力谁就拆”“谁拿走的就是谁的”这种实力索赔的实际态势下，中国以微弱的力量只拆运回来很少一部分设备，不过2250万美元，只占国民政府赔偿委员会保守估计的620亿美元的政府战时损失的万分之三。中国应得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日本吴港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和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这些设备为各方瞩目眼红，中方即派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实际执行已被美国腰斩。
在这一阶段中，国民政府虽然坚决主张对日索赔，但因为发动内战而没有实施索赔的行动力，错过了宝贵时机。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1949年，美国已经看到东亚将出现社会主义中国和苏联结盟的情景，为了扼制新中国和苏联，美国不惜扶持日本作为远东反共基地，为此悍然中止了中国的对日索赔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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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对日索赔的第二阶段中止于国家的未统一状态。
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此时，台湾方面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以及为了在对日和谈中取得所谓 “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地位，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首次表示对日索赔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1951 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８月１５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９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９月４日－８日召开了有５２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通过了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起，特别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起的单独抗击日寇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放纵日本，仅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具体赔偿数额绝口不提，却对战胜国的索赔要求作出限制：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以日本人的劳务取代日本战争赔偿的作法等于释解了日本的应有战争赔偿，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世界上半数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竟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２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