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儒家文化思想精髓总结起来便是六个字：存天理去人欲。这套思想的由来，与它的创始者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的影响密切攸关。孔子出生的东周列国时期（春秋时期）。那是战乱不休的年代。那时期的大多战争都是因为各地诸侯王不尊从周天子的领导，为争夺各自地方的利益，善自用兵引发的。忧国忧民的孔子，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个能使天下太平的办法，只要天下人各守本分，做臣子的守为臣子的本分，做贫民的守贫民的本分，做奴隶的守奴隶的本分，都去服从自己的主子，不生事端，天下自然会太平，百姓自然就能安居乐业。于是孔子周游列国，开始推销他的这一套思想学说。孔子的这番学说放在那个时期还是有些道理的，可他这一套理念却是有背当时实际当权者利益的，各地方实力派诸侯王们自然是不卖他的账。

而在孔子死后数百年后，他的那一套思想学说却越来越合时宜了。因为它非常适合封建帝王用来约束百官，统治百姓。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有个问题可能没有考虑到：若帝王勤政爱民，天下臣民守做臣民本分忠心于他还到罢了，若遇到一个横征暴敛，残害生灵的暴君呢，天下臣民又该如何应对呢？对于孔子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后世的儒家学说的遵从者已有了解决办法，这办法便是“死谏”。所谓死谏就是无休止的劝谏皇帝改正错误，直到劝说的皇帝听得不耐烦被皇帝杀死为止。按照儒家的理念，即使被皇帝灭门也绝对不能反抗皇帝。这道理就象是父子关系，做父亲的犯了错误，做儿子的只有劝说父亲改正的权力，决不可以因此而不认父亲，反抗父亲，杀死父亲。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死谏之臣为数不少，死谏的最大好处是能够留名史册，被后世人传颂。

在这样的“君父”式的政治体制下，一国之君没有帝位不保的危机感，这皇帝的日子就非常好过了，可往往皇帝的日子好过了，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国运就艰难了。

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均将儒家文化列为科考主要内容，自明朝后的科举的命题范围，更是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之内。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读书人所读的书仅局限于四书五经，中国的精英分子所学的仅是做人的规矩而已。“教育”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的含意，是当教人学规矩来讲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授知识，这做人的规矩学的多了，人的胆子就小了，敢做的事情就少了，所以咱中国就落后了。

儒家文化阻碍了社会发展，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同样信奉儒家文化的日本，其国力还远不如中国。

1853年7月8日，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率领四艘黑色战舰，侵略了日本江户湾要冲的浦贺港。史称“黑船事件。”这次事件促使日本全面改革国体，史称“明治维新”。这次日本改革的第一大举措便是废除了儒家文化强加给人的等级制度。

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人的制度，不同阶层的人就连吃穿住行都有规矩遵循，比如皇帝住什么规格房子；吃什么样的膳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明确的规定，臣民若仿效皇帝饮食起居的规格就会犯僭越之罪。日本的等级制度曾经比中国还要严格，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只是贵族才有姓氏和名字，普通百姓都是没有姓名的，最多起个次郎、三郎之类的乳名。明治维新后普通百姓才开始起名，很多百姓因为没有文化，不知名字该如何起，于是就乱起，种田人便起姓氏叫“田中”；山里人便起姓氏叫“山本”；井边住的百姓就起姓氏叫“井上”：树林边住的就就“小林”等等。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甚至偏执的认为正是中国的文化习俗造成了日本的落后挨打，在那期间，就连沿袭多年的农历春节都被废止了，1872年12月3日，日本导入西方太阳历，不再使用中国农历，改元旦为大年初一。

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十几年，中国就已经遭受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清朝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中国因查禁鸦片，遭受英国舰队的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因屡战屡败，而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次战败对大清王朝的国体没有丝毫影响，大清甚至都没有出台过一份象征性的改革措施。

中国人似乎对于遭受侵略的屈辱不是那么敏感，或者说对屈辱有极强的免疫力。

中国人的主体是汉族，对于汉民族来说，遭受外族侵略在历史已经有过很多次了，尤其是重文轻武的大宋王朝，宋朝屡败于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游牧民族，最终被蒙古所灭亡。后世的大汉民族又是如何反思这一段耻辱的历史的呢，请看戏台上吧，不用男人动手，杨门女将们将就将辽国、西夏打的落花流水。大汉民族在战场上无法获得了的胜利，在戏台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至今许多百姓对杨门女将等虚构的历史深信不疑。汉民族文化的强大是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不能比敌的，这样的文化能使汉民族历史上的悲剧转变为喜剧，中国人喜欢是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戏剧中，而面对现实对中国人是件很难的事情。这使得中国人不管处于何种艰难境地都能保持乐观心态，而永远感觉不到危机的存在，这样中国人对弊政改革的紧迫感就没有了。中国人更坚信，文化的强大可是战胜暂时的不幸和物质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