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其实从华夏文明始，不管是帝王时期还是群雄割据时期，一直到如今其实都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地位。说他们的地位尴尬，是因为商人从古至今就代表了“唯利是图”总是与“道德”成一种对立的角度，但同时，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谁都离不开“利”谁也离不开“商”，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但是我这里倒是给了自古至今商人一个合理的定位，那就是“夜壶”。“夜壶”的典故来自当年的香港经典电影《古惑仔》，里面讲到了“三联帮主”跟“山鸡”讲的话，原话我就不复述了，在这里我稍作改编，其实商人就象是“夜壶”，是每天晚上都要用的东西，可是当用完了白天看到就会觉得它又骚又臭，怎么看怎么碍眼。我这么说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服气，说你看，多少商人为富不仁，奸商垄断，同时他们享受着最好的资源，却不履行自己应该负担的社会责任。按照我的说法，其实这就叫光看贼偷吃没看贼挨打。这么说吧，我们能够看到的著名商贾，远的有乔致庸、胡雪岩、盛宣怀，近的就更不必多说了，国内的著名企业家也是非常之多，哪一个不跟官方打交道？这里的“打交道”可并非简简单单一般的应酬，或者所谓浅层的利益交换。
其实说白了，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可是有一件，这种所谓的利用，对于商人来说是被动的。他们永远处于一种被挑选的状态，也就是说你能够掌握到官方的需要来进行商业决定的调整。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也许你看起来和官方的合作关系非常好，但能够合作的企业却并不止你一家，就像是国家队选择上奥运会的运动员，我让你上你才能上，我让你的第几你就要得第几，又回到了夜壶理论，说难听点，用你是你的荣幸，不用你换个夜壶照样用。所以说，从我们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后来看，那些商界的大佬们，那一个不是如履薄冰，那一个不是小心翼翼的踩着雷区经商？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做，你永远只能做闲，做不了庄。所以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企业发展之路都不具备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每个企业发展之路的偶然性太大，自然也就担忧，企业未来该如何发展。
同时，经商就必然伴随着风险。纯粹的经商是可以在风险中成长的，也就是说，你不太需要担心失败，因为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开始，因为现代企业基本都是有限责任的公司，即使失败，风险股东共担，你不必担心倾家荡产，只要有商机你就可以重新开始。我想我这里没有必要再普及西方国家的商业发展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欧国家的发展史中就能够看到，每个成功的商人，往往先是成功的冒险家。
但我们呢？主要的原因却是冒险不起。因为，我们每一个发展起来的企业或者企业家，或多或少的都与官方，或者某些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官”与“商”相结合，内中的灰色区域不可避免的就要多起来。不管是政府工程、什么基建项目或者高科技建设、政府缺钱等等有关与政府打交道的项目，甚至包括某些影子银行，往往都是深藏着很多此类的灰色区域，一个所谓著名企业家的背后，站着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是由此产生的一切包括经济、政绩、官员诸多的利益链条，当链条开始启动的时候，这些企业家就已经将自己的命运被动的与企业甚至某些官员的成功和失败拴在了一起。这些都是被动的，而非主动。他们一方面乐于沉浸在这种利益的交换场中，但同时，有深深的惧怕会成为权力与金钱当中的牺牲品。而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经验恰恰是，如果出现了那一个链条的问题，商人必然是最先的牺牲品。从牟其中到王石此次提到的兰世立、吴英、曾成杰，一桩桩一件件都让这些企业家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兔死狐悲，的阴霾时时刻刻围绕在心头。所以我们看一个个企业家们又是爬山又是游玩，迷信大师笃信教派，其实就是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给自己心里带来一点点慰籍而已。
企业家精神的生存状态迷失悲剧（二）
也许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很多人会觉得我在为这些“奸商”开脱，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功成名就，他们换取了一声响之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说到头来，其实如果大家能够客观一点，公平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企业家们从他们开始经商，到后来拥有自己的企业帝国，每一步都充满着商业智慧，同时步步惊心。血汗是很多的，脑筋也是够用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了真正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在连载帖子《商业筹码狙击战：中国商企密谋与诡道竞争》中曾经选取分析了大量的案例，其中不乏诡诈与奸狡，但更多的是苦心经营一步步的夯实商场基础并用心做实业，有时候他们所处在风口浪尖，或许不得不用一些不那么正当的手段达到生存的目的，但整体还是想做好企业努力发展的，但我们这里重视的不是企业家的奋斗精神，而是成王败寇。我们仅仅选取一个例子就能看出企业家们的无奈。
就像我选取案例中的吉利汽车，这是近年来汽车业的奇葩，说它是奇葩，是因为前两年的蛇吞象并吞沃尔沃的举动，举身家性命之力蛇吞资产大其数倍的沃尔沃。很多人觉得这是自杀行为，郎咸平教授甚至做节目狂批，说其浮躁。可是谁有站在它的角度来看过问题呢？国内汽车企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同类国企、外资等等巨头环伺在册，低价汽车市场又不断趋于饱和，摆在吉利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在竞争中被淘汰，要么升级产品打入中上游。被淘汰在国内的现状是，不前进，官方、银行等等方面就不可能给一点支持，且可能在关键时候掣肘，前进，虽说债务负担重，但好歹有银行、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是官方支持。那么就不会轻易倒下。而事实是，吉利确实在看似危难中慢慢挺过来了，即使将来真的挺不住，也绝对比停滞不前要好。
从前面讲的这一系列问题当中，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哪里？当企业经营者背负着过多的精神负担，是不可能有很强的创造力的，而他们同时要面临着税收、国企垄断、外资巨头环伺、行政领域桎梏、地方法律的双重标准等等多方面问题，又如何能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人都说企业要回馈社会，但企业本身已经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又如何回馈？诸多类似曾成杰的事情然美国企业家连自身生命财产安全都保证不了，又如何谈什么企业家精神？他们有时候甚至连申诉的机会没有，就已经被捧着骨灰带走了，这种情况下如怎么激发企业家精神？从深层次说，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与其说是企业商业伦理道德的缺失，不如说是商业法制监督的缺失，是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的缺失，是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偏差带来的缺失。也许，这个话题很快会结束，但一代代经商者面临的问题还会不断重演，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