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大臣们建议根据房室数量再征税，不论官民是住着自己的房子的，还是向人租赁房子的，一律预交五个月的房租税，李从珂允许了这么办。
有关官吏也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脂民膏，结果只收得六万缗，李从珂大为恼怒，就下令把拖欠税金的人一律关进军巡使的狱中，日夜不停地催索，监狱中都关满了人，以致有人为此上吊、投井自杀。
而军士们到街市上游荡，满脸都是一副骄横的样子，市民们就聚在一块儿骂他们说：“你们为主上奋力作战，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让我们胸背挨鞭子受棍子，拿出钱财作为给你们的奖赏，你们还显出自鸣得意的样子，难道就不愧对天地良心吗？”
当时，汇集了在左藏里所有的旧物和各个藩镇的全部贡献之物，甚至连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物服饰头簪耳环也都拿了出来，也才刚够二十万缗，李从珂犯愁了起来。
当时李专美夜间正在宫中值班，李从珂就责怪他说：“你号称有才，却不能替我解决这个问题，你留着才干往哪里用？”
李专美谦谢说：“臣的才具很低劣，陛下过于提拔任用我了，但是军赏不够充殷却不是臣的责任，我私下认为，自从长兴末年以来，老是赏赐不断，士卒们也因此而骄横起来，接着又建造皇帝陵寝和出兵打仗，国库中的钱财就枯竭了，即便是有无尽的财富，最终也难以满足这些骄横士兵们的贪欲，因此，陛下才能够在国家危困之中拱手而得天下，大凡一个国家的存与亡，并不单纯在于是否有优厚的赏赐，还在于能否修明法度建立纪纲，陛下如果不更改前朝覆车的老路，臣担心只会使老百姓更加困苦，国家的存亡都难以预料，现在的财力也只能这样了，应该根据现有的财物把它们平均赏赐下去，何必一定要兑现当初的许诺呢？”
李从珂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诏：禁军中凡是在凤翔就归顺的，从杨思权、尹晖等人开始每人赐给马二匹、骆驼一头、钱七十缗，以下军士们每人赐钱二十缗，那些在京城归顺的人每人十缗，军士们贪得无厌，仍然有怨言，就编造了一首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因为李从厚生性仁慈懦弱，而现在的李从珂却刚毅严苛，大家都有点后悔。
李从厚生性仁慈宽厚，和兄弟们非常和睦，虽然受到秦王的猜疑，但李从厚仍然以坦诚的胸怀对待他，所以最终得以避免灾患，继承帝位以后，对李从珂也没有什么猜嫌，而朱弘昭、孟汉琼之流无端制造猜忌离间，李从厚不能不听从他们的，所以最终招致了祸败。
刘昫和冯道是儿女亲家，刘昫生性苛刻精明，李愚则刚愎急躁，冯道出任外镇以后，刘昫和李愚两人的见解很多都不一致，遇到有的事情需要改变，李愚就对刘昫说：“这是过去你那亲家翁所办的，改变一下不是很好吗？”
刘昫对他很恼火，从此两人动不动就红着脸争吵起来，以致互相谩骂，都想在不是朝见的时候能谒见李从珂，因此很多政事往往被耽误和拖延，李从珂觉得很为难，想另行任命宰相，就询问身边的亲信，朝臣中有谁的威望声誉适宜当宰相的，大家都认为尚书左丞姚凯、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合适，如果论起三人的才能和品行，则各有优劣。
李从珂一时难以决定起用谁，于是就把这三个人的名字写在小纸片上放入琉璃瓶中，在晚上焚香向上天祷告，再用筷子到瓶中夹纸条，首先夹到的是卢文纪的名条，其次是姚凯，于是任命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居俭是崔荛的儿子。
后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被罢免本官，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昫也被免职，改任为右仆射，三司的官吏们听说刘昫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都相互称赞，刘昫回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送他的。
当初，李从珂因为王玫回答左藏现存财物数量失实，才任命刘昫代为判理三司，刘昫命令判官高延赏严加核查，发现原来都是一些历年拖欠的老帐，奸吏们因为催收这些欠债的时候可以从中渔利，所以把它们都保留着。
刘昫把这一情况详细地向李从珂作了汇报，并且建议经过查实可以征收到的抓紧督促缴纳，实在缴纳不出的干脆全部免除，韩昭胤极力称赞这个办法好，于是李从珂下诏，规定凡是明宗长兴年间以前户部和各道所拖欠的租税三百三十八万缗老帐，因为只是虚列薄籍，徒增烦乱，所以全部免除不再征收，这一来贫困的百姓都很满意，而三司的官吏们却都忿忿不平了。
太常丞史在德生性放荡不羁，在上书中把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都骂了个遍，建议普遍进行考试，然后选拔有才能的人，罢黜不称职的人，执政大臣和朝中的文武官员们都很恼火，卢文纪和补阙刘涛、杨昭俭等人都请求李从珂给他治罪，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朕刚刚君临天下，应该广开言路，如果朝廷之士因为提建议而被治罪，今后谁还敢说话，你替朕起草一份诏书，把朕的这个意思告诉人们。”
于是颁下诏书，大意是说：“从前魏征为皇甫德参请求奖赏，现在刘涛等人请求罢黜史在德，事情相同而评价却两样，两者的做法相差是多么远啊，史在德的心情是要倾吐自己内心所要说的话，怎么能够责怪他呢！”
李从珂深为当时的时局所困扰，曾经很平和地责备过卢文纪等人，认为他们没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卢文纪等人上书说：“臣等每五天一次进宫问候皇上起居，和文武两班大臣一起进见，只能得到短暂的当面对答的机会，但眼前又都是侍卫，就算是有一点愚见，也不敢仔细地陈说，曾想到前朝从肃宗皇帝上元年间以后，设置了延英殿，有时宰相有事要报告或谈话，或有时天子有事要询问臣下，因为旁边没有侍卫，所以进见的人得以畅所欲言，希望能够恢复过去这种做法，只让掌管机要的大臣在旁边侍候。”
李从珂于是下诏，认为：“过去的制度都是每五天进宫问候一次起居，百官都退朝后，只有宰相单独留下来，如果是一些一般性的事情，当然可以仔细地奏陈，有时有事关机密的，可以不按问候起居的日子进宫，也可以在其他的时间里先在阁门申请求见，届时朕将屏退所有侍卫之臣，在便殿里接见，何必一定沿用延英殿的名义！”
于是任命宣徽南院使房暠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仍兼任枢密副使，因此刘延朗和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人开始在朝中掌起权来，房暠和赵延寿虽然是枢密院的最高长官，但是他们的意见被李从珂所采纳的不到十分之三四，房暠处事总是随着不同情势的变化而决定可否，凡事绝不争先，每次幽州、并州派遣使者入朝上奏，枢密院的一班大臣都环坐在那里进行议论，房暠总是低着头打瞌睡，等他一觉醒来，伸伸脖子拉拉衣裳，这时使者早已经走了。
向李从珂上奏和任免官吏这类事，一律都归刘延朗料理，各地的方镇、刺史从外来入朝的，都是先贿赂刘延朗，然后再商量呈献给李从珂的，贿赂多的就优先，可以得到内地官职，贿赂少的就后办，只能得到边远的职位，为此将帅们都愤愤不平，但是李从珂却并不知道这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