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在南线指挥作战的将领叫完颜拔离速，是银术可的弟弟。前不久，姚古也是被他所败。刚开始，拔离速用于冲锋的金兵并不很多，似乎带有试探性。但宋军对金兵很惧怕，交战不久，老毛病又犯了，前军有些官兵不顾军令开始溃退。后军见状，人心也开始浮动。堡垒中的官兵为求自脱，纷纷抓着绳子往沟壑底处逃窜。结果混乱中坠落而死者重叠累积，几乎填满沟壑，约有几千人。
拔离速见宋军已乱，于是果断下令，鸣鼓大进。金军抓住时机，将预备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越战越勇。而宋军越来越抵挡不住，最后全线崩溃，溃不成军。连解潜所在的中军也四处溃散，他身边仅剩数十骑亲兵，保护着他从山间小道一路逃回隆德府。从此，解潜所部战斗力基本丧失。
拔离速指挥金军乘胜前进，很快便兵临威胜军城下。威胜军守臣张尧佐不战而降。
解潜所部是正面救援太原的主力军。主力军溃败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很大的。当时，威胜军、隆德府以及汾州、晋州、泽州、绛州等地百姓，闻听官军败北，皆纷纷扶老携幼渡过黄河，往南而奔。太原以南、黄河以北地区，所有州县几乎皆成空城。
这时候，李纲仍在怀州。眼见军事形势在不断恶化，他很焦虑，可又无能为力。因为他无法有效行使宣抚使指挥权，无法掌控战场全局，他所能做的就是上奏朝廷，将自己的建议反映上去。他一方面指出节制不专之弊，另一方面，他也看出了军事部署上的缺陷。分路进兵，因各路之间缺乏协同，实际上变成了孤军深入，很容易被金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李纲建议，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将兵马集中起来，从一个方向上展开进攻。恰好这时候范世雄率领着湖南兵马到达怀州，李纲向朝廷推荐范世雄担任宣抚判官。李纲表示，若朝廷采纳其建议，等到大军集结完毕，他愿亲自领军开赴太原前线，与金军决一死战。
此时，东京城内正流传着一首民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十三、彗星再现
前方战事激烈，后方朝廷斗争也很激烈。这时，朝廷政局忽然又发生大变。八月三日，太宰徐处仁和少宰吴敏两位宰相，被宋钦宗一并罢免。唐恪晋升为少宰、何栗任中书侍郎、陈过庭任尚书右丞、聂山同知枢密院事。李纲的好友许翰，也被免去同知枢密院职务。
朝廷政局突然巨变，让李纲大吃一惊。特别是唐恪晋升为少宰，更让李纲不可思议。李纲离开京城时曾特意对宋钦宗说过，唐恪是小人，不可重用。宋钦宗当时满口答应，可现在为什么变卦了呢？李纲很不理解，特别失望，心情很是消沉。
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当时社会声望较高。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他比较老成，性格刚廉，又富有政治经验，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皇上，肯定能有所作为。臣僚们对他也抱有很大的期望。然而，等他担任太宰进入决策中心之后，他并没贡献出什么嘉谋良策，人们对他很失望。
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到八月初免职正好五个月。这五个月，正是宋朝多事之时，也是宋朝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急需朝廷做出英明决断。可是，面对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徐处仁似乎有些晕。他虽然有从政经验，但他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要么不及时，要么出现重大失误。比如，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种师道建议集中诸路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守住黄河防线。但徐处仁不予采纳，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其政治眼光之短浅，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见一斑。
徐处仁出任宰相，是吴敏向宋钦宗推荐的。吴敏觉得自己年轻，资历较浅，担心不能控制朝廷局面，于是广招贤能，大造声势。徐处仁初到朝廷时，与吴敏、李纲政见比较一致，合作还算顺利，但后来他和吴敏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吴敏年轻气盛，风流倜傥，喜欢揽权，但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并请他做出批示时，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只是说：“依旧例可也。”
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每次开会议事，二人都互相诋訾，互相拆台。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其中有自己的亲戚。徐处仁审查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
这天散朝后，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即都堂，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吴敏刚坐下，二人交谈了没几句，就激烈争论起来。当时，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一怒之下，他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正中吴敏面额，弄得唇鼻皆黑。
这件事，很快传遍朝廷内外，影响很坏。
唐恪、耿南仲、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去，由他们取而代之。此时，他们抓住这件事不放，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李回上奏说：
“太宰徐处仁，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师，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识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完全不能领导百官。少宰吴敏，其实是蔡京死党。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与吴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现今金人猖獗，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罢二奸，别图任用。”
其实，徐处仁与吴敏主政这几个月，的确是北宋亡国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们本应抓住时机，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等等。
然而，徐处仁与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吴敏更是“怡然视之如平时”，竟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很不称职。
当时，京城流传一段针砭时弊的话，叫做“十不管”：“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任何时候，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高人在民间。“十不管”，是对徐处仁与吴敏不能审时度势的强烈讥讽，可谓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如果说，在内政问题上，徐处仁与吴敏缺乏审时度势的政治洞察力，那么在外交问题上，他们简直就是弱智。他们鼓动和支持宋钦宗通过金使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一事，可谓愚蠢至极。外事无小事，本应慎之又慎，可他们竟将外交大事视同儿戏，这将给宋朝带来滔天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