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李纲挂帅（2）

内忧与外患究竟哪一个最危急？哪一个最紧迫？宋钦宗心里自然很分明。陈公辅将之比为四肢之病与心腹之病，显然很不恰当。

太原之围究竟能不能解？究竟怎样才能解？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人能直接正面回答，他们就知道争来吵去，这让宋钦宗心烦意乱，寝食难安。他希望解潜接管军队后能尽快出发，早传捷报。可是，直到六月十五日，宋钦宗仍没听到解潜出兵的消息。于是，他派出内侍赶赴隆德府，给解潜送去和一些赏军财物。他在信中说：

“朕以金人围攻太原，累时未解，令卿等率师援应。颇闻将士遇敌血战，冒犯锋镝，奋不顾身。非忠义所激，安能如此？朕闻之感叹！

敌军方猖，未即殄灭，一方之民，久困荼毒。国家抚养将士，固已有年。今日国家有急，非卿等尽命竭力，所向无前，安能使朕得宽忧？

但战者，危事也。今令卿等挺身冒难，以致创残，每一思之，尤感痛若。今降赐金一千两、金束带五条、金花战袍三十领，卿可用以激赏受伤与牺牲将士。将来论功，自节度使以下皆为赏典。若更有奇功，便加开府仪同三司。

朕自闻进师，寝食俱废。卿等其副朕怀，早建勋烈，身取富贵，泽流子孙。日伫捷音，更宜加勉。”

这封信内容诚挚委惋，令人感动，既反映出太原战事危急，也反映出宋钦宗五内俱焚的心情。

宋钦宗念念不忘解太原之围，时时有外患之忧。然而，臣僚们对外患似乎并不是很担心，他们普遍关注内忧，他们一直强调内忧大于外患。他们的思想逻辑是，若解决了内忧，外患则自然消除。

臣僚们所强调的内忧，主要是担忧宋徽宗时代的当权旧臣重新掌权。此时，所谓“六贼”都已死去，臣僚们将目光瞄向了白时中和李邦彦，这两人也是宋徽宗提拔起来的。虽然他们早已免去宰相，离开京师，但臣僚们认为，他们在任职期间犯下了严重罪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他们必须得到追究和惩处。

六月十六日，有大臣上奏说：“若宰辅用人得当，则圣上便能得到好计策，官府便能实行好政策，四邻各国则闻风而不敢入侵，黎民百姓则安居而乐业。如若不然，宰辅怀奸误国，则罪不可逭。

前太宰白时中与李邦彦，在任期间，尸位素餐，无能而无耻，傲慢而不逊。他们与王黼、梁师成、蔡攸相为表里，许多事未经圣上允许便予以施行。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更严重之罪恶。此前金师南下入侵，尚未至京城时，闻听陛下嗣位，既震惊又畏惧，已有回师之意。然而，宰辅不才，仓卒无谋。白时中请陛下去襄阳避难，李邦彦则请陛下割三镇之地。宰辅如此庸懦而又不忠，激起社会各界愤怒，都期望流放乃至诛杀之！

昔日章圣皇帝时，契丹举兵入寇。当时朝臣或请幸蜀，或请幸江南，只有寇准独主北伐之议，契丹畏惧，求盟而退。由此来看，白时中之罪大矣。及仁宗皇帝时，契丹傲慢，欲收回关南之地。当时富弼奉命出使，向契丹讲明利害关系，最后契丹不得不屈服。由此来看，李邦彦之罪大矣。

昔日与今日，其谋虽异，其罪则同。现在，这两人尚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优游里第，典领宫祠，未正典刑。有识之士对此皆议论纷纷，愿陛下睿断，重加黜责，以为大臣误国之戒。”

宋钦宗知道，若不下旨处理他们，臣僚将会不依不饶地继续上奏。宋钦宗只好下旨，撤销白时中和李邦彦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日，蔡懋也遭到臣僚的揭批。臣僚指责蔡懋有四大罪状：一是谄附蔡攸，与蔡攸结为死党；二是京城被围时，他身为同知枢密院事，没提出一条正确建议；三是当下边事未宁，陛下尚且忧勤旰食，而他身为大名府帅，竟不恤民情，不忧边事，日用妓乐饮宴，以至军民怨愤，皆欲杀之；四是他曾以其父蔡确事迹妄加增饰，诬诋宣仁圣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

臣僚们希望皇上将蔡懋治罪，授以散官，投之于岭峤，永不放还。然而，宋钦宗并没采纳建议，只下旨免去蔡懋的大名府帅职务，另任宫祠之职。

臣僚们认为，皇上对蔡懋处理太轻。六月十八日，又有大臣上奏质问宋钦宗：“只落职于宫祠，岂足以坐诋诬欺罔二圣之罪哉？”

宋钦宗只好又下旨：“蔡懋降中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同日，尚书省呈上一份报告说，河北与河东有些地方官员，正悄悄往外转送家属。这引起了宋钦宗的注意，他觉得必须赶快刹住此风，于是批示道：

“朕所赖以共守祖宗疆土者，实惟郡邑之臣。近闻河朔河东，有守臣弗思体国，先遣家属，有一于此，民何望焉？朕念今岁之春，我实无备，故逃职之吏，逭其大戮。今边计鼎新，可以责其固守矣。法不可驰，恩不可再，五申三令，诛将必行。咨尔有众，体予至意。”

转眼间，李纲答应出征的日子到了。六月二十五日这天，宋钦宗赐宴于紫宸殿，众大臣集体为李纲送别。接着，宋钦宗又赐御筵于琼林苑，亲自为李纲饯行。赏赐慰劳，可谓优渥。

第二天，李纲以宣抚司名义下令：犒赏军队，准备出征。李纲想，自己是一介文人，初次担任宣抚使，手下武将恐怕不服。因此，出征前必须将宣抚司军威树立起来，而最好的立威办法便是杀人祭旗。可是，杀谁呢？

这时候，恰好姚古受命还阙，其手下部将乐州都统制熙河路军马使焦安节，随同来京。李纲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将焦安节召至宣抚司，历数其罪状：在威胜军散布谣言，“虚传贼马且至”，动摇军心；劝姚古退师隆德府，又劝姚古遁去，致使“两郡之人，皆惊扰溃散。”为严明军纪，以壮军威，李纲下令，将焦安节处斩。全军见状，一派肃然。

六月二十七日，李纲率一万两千人马从京师出发，向河东进军。种师道抱病送李纲出城，回家后叹曰：“兵可忧矣。”

李纲出发前，仿效诸葛亮，向宋钦宗呈上了一份出师表，表中说：

“畿甸、汜水关、西都、河阳皆形胜之地，然而城壁颓圯，当亟修治。今虽晚，若并力为之，尚可及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遭艰难之秋，金人入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励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毋以利口谝言为足信，毋以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则天下幸甚。唐恪、聂山乃小人，而陛下却一心信任，如此下去且将误国，故于此申言之。”

宋钦宗阅后，提笔在劄子上批示了四个字：“铭记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