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钦宗对蔡京、童贯和蔡攸的处罚，与对王黼与粱师成的处罚，很明显有所不同。因为童贯与蔡攸一直跟随在太上皇身旁，而且童贯手中还握有军队。蔡京虽然不在太上皇身旁，但他们的行踪，相距并不远。所以，宋钦宗在处罚蔡京、童贯和蔡攸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投鼠忌器。这第一次处罚只是降低职务和待遇，其实仅仅算是个行政处分，并没给他们定罪，带有一定的试探性。
不久，大臣许翰等人又上奏，将矛头对准朱勔，要求进一步处罚他。于是，朱勔被责令离开家乡，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居住。
三月三十日，监察御史胡舜陟又上奏弹劾朱勔，说：“陛下践阼之初，放朱勔于田里，天下称颂。然典刑未正，士论藉藉。勔为民蠹贼，为国召怨，以御前财物、东南诸司钱、燕山免夫钱，悉为花石什物之费，前后蠹耗，不可胜极，遂使国家财物内外一空。自发运使部刺史，以至州县长吏属，皆勔以货赂除授，特谓东南为小朝廷。于是令行私廷，权移匹庶，废置予夺，在牙类间。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贵也，富以其财，贵以其权，岂臣下所得而有？勔闾阎贱人，而专国家之财利，行朝廷之权势，而又夺民田宅，以为己有。器宇服用，上拟乘舆，田亩房廊，跨连州县，此所谓支大于傒，胫大于股，非国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愤惫而切齿也。勔之大恶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犹偃然里第，曾无少指，何以惩不轨而昭典宪！伏望睿断，赐以诛殛，藉没其赀产。凡勔所引用，悉行废黜，以慰天下之公愿。勔以市井之人而建旄钺，与将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观察者数人，厮役为横行，媵妾有封号，污辱名器，中外不平。”
有大臣上奏说：“伏见朱勔父子，皆衡州一处安置，典刑未正。臣窃谓人臣之罪莫大於僣越，义在不赦。谨按朱勔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胁持上下，凡节朔郡县吏与监司经由，皆朝拜於其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称，此何理也！昔应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数千，实以自卫，不隶州县，结为死党，大逆不道，迹状明甚。窃弄威柄，江、淮以东，均被其毒，鱼夺民产，无有纪极。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时迁徙，无敢不从者。凶焰如此，若不早为之所，窃恐别致生事。伏望肆诸市朝，与众弃之，散遣其子孙，投之四裔，以绝奸倖，天下甚幸。”
宋钦宗于是下诏：“勔安置广南（今云南广南县），籍没财产。”
对朱勔的处罚，开始步步加重了。
同日，左司谏陈公辅上奏说：“臣谓京父子，虽无嘉谋谠论，辅导人主，而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陛下虽欲制之，不可得矣。愿独奋威断，亟行窜逐，以慰天下公议。”
监察御史胡舜陟等也纷纷上奏说：“臣等伏见蔡京父子，当国日久，窃弄威柄，败坏纲纪，使朝廷失信于四夷，致上皇负谤于天下，军民怨愤，士论沸腾，前后臣寮，论列非一，其他元恶巨奸，悉已窜逐，独京父子尚迟回近甸，未正典刑。访闻攸不自引避，欲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窃听民言，深可忧虑。若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赐黜逐。”
宋钦宗于是下诏：“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责，为劝上皇北归，已降授太中大夫提举宫观，特依已降指挥，令前去省侍。”
当时，太上皇正自淮、浙回京，正沿着汴河乘船北上，刚刚经过宿州（今安徽宿州）。朝臣们对蔡攸跟随太上皇回京有所顾虑，而蔡攸对自己回京后的前途也很忧惧。此前，他曾给宋钦宗写了一份奏章，说奉迎使副今已来到太上皇行宫，“臣罪戾之余，宜退伏田里”，请求解除他所担任的专一扈从职事。现在，宋钦宗命他前去德安府照顾老父亲，他很高兴，虽然他们父子之间关系并不好，但患难之际，亲情比什么都珍贵。
四月十六日，太学生领袖陈东又一次上书，对于皇上赐他“迪功郎同进士出身”，他表示“不敢叨冒恩命”。他在奏疏中回顾了自己几次上书的原因和经历，又一次要求诛杀蔡京父子，他说：“蔡京父子之罪大于王黼，黼既不免，蔡氏父子尚可容乎！”
同日，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要求将蔡京和童贯这两人，如同处罚王黼那样，就地正法。他说：“窃惟国家承祖宗积累之盛，比年以来，国用匮乏，海内空虚，细民愁苦，盗贼纵横。金人乘中国无备，敢以数万骑直犯京阙者，盖将相大臣同恶相济二十余年，所以至此，蔡京窃弄威柄于前，王黼窃弄威柄于后，蔡京王黼败坏法度于内，童贯蔡攸败坏法度于外，争权竞利，其初虽相为矛盾，至于包藏祸心，害民蠹国，则若合符节。前后臣寮曾累论其罪恶，但不复重陈，造为乱阶，均犯大恶，窜殛之刑，独加王黼，而蔡京童贯止于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罚异，其谁不疑？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赏罚以号令天下，至于元恶大奸，罪状显白，乃复宽大，虽天心隆恕，务欲保全，奈天下愤疾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贯不肆诸市朝，不投之荒裔，诚不足厌天下之意。臣愚伏望陛下特加睿断，将蔡京、童贯与王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罚均平足，以为贼臣之戒。”
此时，宋徽宗刚回到东京，住进龙德宫不久，所以，宋钦宗在处罚蔡京、童贯时依然小心翼翼，与王黼仍有所区别，他下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贯责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
四月二十九日，陈过庭又上奏，将矛头对准蔡攸，说：“罪恶之著，莫甚蔡攸，当京擅权专政，彼则以阴谋诡计出入宫禁，外示异同，中实附会，及童贯兴师召乱，彼又副之，出搆边隙，归冒重赏，以襦袴之资而当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国害民，亚于京、贯，窜殛之罚，不可以免。今虽降指挥，令侍京于贬所，又官为大中大夫，列于侍从，如是而曰窜斥，可乎？”
陈过庭接着又说：“京以奸恶窜之远方，诸子及孙自当随侍。今攸居杭州，翛居宿州，诸孙居拱州，各遣妻妾，自图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属发遣赴贬所，庶知人伦之义。”
宋钦宗于是下诏：“蔡京等久稽典宪，众议不容。京可移韶州（今广东韶关）；贯移英州（今海南陵水）；勔移循州（广东龙川），勔子孙分送湖南。攸责授永州（今湖南永州）节度副使、永州安置。”
监察御史胡舜陟认为，对于蔡攸的处罚还是太轻。他在五月七日上奏说，蔡攸“为臣则不忠，为子则不孝，得罪于名教，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岂典刑之可贷乎？伏乞徙攸岭表远恶之所，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第三天，大臣们继续深入揭批蔡攸，说“蔡攸大罪有七，其小擢发莫数，不复道也。”这七宗大罪是：
一、“以枢密之臣，为俳优鄙贱之事”；二、“盗柄鬻恩，援引死党，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三、“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既眤私恩，互输诚款”；四、“幽燕之役，开衅启戎”；五、“金虏渝约诡谋已形，药师背恩逆迹又著，帅臣将校章疏迭来，而秘藏覆匿不告于朝”；六、“及虏将至，卷室而东去”；七、“身为辅臣，职在枢机，寇至而遁”。
那么，对蔡攸该如何处罚呢？大臣们说，“其前四罪，纵付轻典，在祖宗时亦合投荒。其后三罪，则匿寇秘祸，残我生民，恤身谋家，忘我宗社，篾君臣之义，掷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之大恶，其可复容于覆帱之间乎？若不早行诛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后世何？昔唐五王不诛武三思，陷唐室以再乱，曾不知桃上之虫，若羽翼复生，潜飞深宫，大肆吞噬，可不戒哉！乞陛下大明典刑，以绝后患，如散官安置湖外之类，诚不足以塞天下之纷纷！”
有了这七大罪状的指控，蔡攸应该必死无疑了。可是，宋钦宗仍然没下诛杀令，只下旨：蔡攸浔州（今广西桂平）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