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软禁龙德宫
三月二十八日，李纲又递上一份辞职报告，说：“今早进对，与大臣议论不合，遂诋臣以士庶伏阙之事，疑臣结构，至欲御史根治。伏念臣备位枢管，横遭诬蔑，有玷国体，宁不动心？”
宋钦宗在辞职报告上御批道：“依已降旨不许，搬出启圣院，依旧赴院供职。”
李纲看了宋钦宗御批后，并不遵旨照办，而是紧接着又写了第三份辞职报告，说：“…况因廷对，同列议论，偶有不合，遂遭诋诬，苟包羞忍耻，强颜取容，不唯有玷国体，亦将取轻于陛下，其何以协赞帷幄之谋，折冲万里？”
宋钦宗在这份报告上御批道：“可赴院供职，不得再有陈请，今封还卿奏。”
细看一下李纲的这三份辞职报告，其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份中，他并未说出辞职的真正原因，反而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在第二份和第三份报告中说出了真实的原因。很明显，李纲是以辞职为要挟，给宋钦宗施加压力。李纲这样做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宋钦宗能够惩处耿南仲。可是，耿南仲与宋钦宗是何等铁的关系？宋钦宗怎么可能处罚耿南仲呢？
其实，宋钦宗心里也很清楚，李纲这是在赌气，并非真要辞职。这天，宋钦宗派御药内侍去启圣院传旨，令李纲上朝觐见，并令内侍将李纲押赴枢密院处理公务，李纲无奈，只好离开启圣院。
四月一日，宋钦宗要到宁德宫去看望太上皇后，又派御药内侍去给李纲传旨，令李纲扈从。可是，李纲并不从命，他给宋钦宗写信说，自己“夜来伤风，头目昬眩”，实在难以随班从驾，无法前往。
四月三日，宋徽宗车驾浩浩荡荡地来到东京城外。宋钦宗亲率百官从宜春苑出来，至郊外奉迎。徐处仁以扈驾礼仪使身份统领禁旅，紧跟在宋钦宗身后，部伍一派肃然。李纲以京城守御使身份，在新东门内迎拜。
宋徽宗头戴栗玉并桃冠，身穿销金红道袍，一身道士打扮，乘坐着色彩斑斓的七宝辇车，从兴宋门入城。京城百姓闻讯而来，夹道观看，无不欣喜。见此情形，宋徽宗心情很是舒畅，多日来盘桓在心头的疑虑一扫而光。
在宋钦宗陪伴下，宋徽宗顺利回到了龙德宫。这是他熟悉的地方，这是他在江南朝思暮想的地方。然而，他可能没想到的是，这里也将成为软禁他的地方。
随后，宋钦宗还是采纳了耿南仲的建议，下令将宋徽宗身旁内侍全部去除。于是，内侍陈思恭、萧道、李琮、张见道等十人一并贬黜，不许入门，胆敢留下者斩。
李纲见自己的抗议毫无效果，最终还是耿南仲获胜，心情非常低落，非常失望。
当时，怎样处置宋徽宗身边的内侍，的确是一个很敏感很棘手的政治问题。
早在三月二十一日，李纲去南京奉迎宋徽宗时，宋徽宗就曾拿出一份尚书省札子给李纲看，上面写着：“朝廷有命令，行宫内侍十人皆安排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
宋徽宗对此很不满，说：“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
李纲说：“如果圣意欲留这些人在身边，那么，容臣携带此札子回京，奏知皇帝，由皇帝决定怎么处理。”
宋徽宗说：“其中有两人是童贯的亲戚，可以不留。”
李纲回京后，立即奏报此事，宋钦宗明确表态：关于龙德宫中内侍的去与留问题，由太上皇自行决定。
然而，现在宋徽宗回到龙德宫后，一切都变了。李纲愤愤不平，觉得自己被欺骗被利用了。第二天，李纲又写辞职报告，恳请宋钦宗免去自己的枢密院职务。
宋钦宗连下两封手诏，令李纲复职。一封手诏说：“卿忠义之志，朕所素知，方国家多难，实赖共济，不得再有，请便赴院供职。”
另一封手诏说：“卿屡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卒，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隔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赖以为辅佐者，多聚庙堂，朕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
宋钦宗见李纲仍然不答应复职，于是，令太宰徐处仁和少宰吴敏，亲自前去传旨，请李纲复职，李纲还是不答应。
宋钦宗无奈，只好将李纲召至内殿，当面加以抚慰，说：“贼马刚退，正赖卿协助渡过艰难，今却突然辞职，什么原因？前事不足介怀，为了朕，请你留任吧。”
宋钦宗话说得很是恳切。
这样，李纲只好呈上谢表，受命就职。虽然李纲最终还是没能击败耿南仲，但也算是赢得了足够的面子。
将宋徽宗身边的内侍罢黜之后，宋钦宗还不罢休，又将宋徽宗的心腹宦官王仍、邓文诰等，以“图欲离间两宫、妄意传播”的罪名罢黜，并下令，让开封府审问宦官梁忻等人。同时，安排自己信任的谭世绩、李熙靖一同主管龙德宫。名义上是为了更好地照料太上皇，实际上是为了更严密地监视太上皇。
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宋徽宗心里很清楚。他经常拿出一些财物分给身边人，笼络他们，希望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外界的信息。宋钦宗对于宋徽宗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很警惕。获悉这些情况后，他立即令开封府派人去龙德宫，将宋徽宗分发的那些财物统统予以没收。
至此，宋徽宗已被宋钦宗完全彻底地软禁了起来，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基本上已经隔绝，可谓插翅难飞。宋钦宗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不让宋徽宗干预朝政，防止他复辟。
当时，宋朝与金国仍处于战争状态，局势其实仍很紧张。斡里不的东路军虽已退至燕京涿州一带，粘罕的西路军也已退至太原一带，但仍在继续围攻太原城。
宋徽宗虽然并不太可能知道这些信息，但他不可能不考虑局势，不可能不考虑安危。宋徽宗觉得，“金人必再犯京阙”，东京城仍不安全。于是，他给宋钦宗写信，建议“请帝留京师治军国事，欲自往西京治兵。”
对此，宋钦宗向吴敏咨询意见。吴敏想了想，回答道：“不可也。上皇在南方时，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
宋钦宗明白，吴敏的言外之意是，好不容易设套将太上皇套回来了，怎么可能前功尽弃呢？
后来，天宁节那天，即宋徽宗四十四岁生日那天，宋钦宗率群臣来到龙德宫，给父亲上寿。宋徽宗很高兴，满饮一杯，接着又倒满一杯让宋钦宗喝。宋钦宗端起杯子刚要喝，耿南仲忽然用脚轻踩了宋钦宗一下，提醒他不要喝，以防酒中有毒。于是，宋钦宗坚决推辞，“不敢饮而退。”
宋徽宗见状，放声号哭。第二天，宋钦宗下令在龙德宫张贴黄榜，榜上说：“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从此，“两宫之情不通矣”。
再后来，宋徽宗闻听金兵又大举南下，他又给宋钦宗写信，建议皇帝与自己立即出城，分头组织兵马抗敌。如果宋钦宗那时能接受这个建议，及时撤离东京，那么父子俩就很可能避免被俘，北宋也不可能迅速亡国。
然而，宋钦宗毫无战略远见，毫无政治主见，又一次拒绝了宋徽宗的建议。等到宋钦宗明白宋徽宗的良苦用心之时，大势已去，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