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追责问罪
此时，朝廷大臣们普遍认为，外患虽然还在，但亡国危险已基本消除，到了应该清理内政、追责问罪的时候了。侍御史孙觌首先上奏，认为应该追究蔡京、童贯、蔡攸这三人的罪责。
孙觌，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这年四十六岁。据南宋葛立方所著《韵语阳秋》记载，苏轼曾到过常州孙觌家，那时孙觌才五、六岁。苏轼问他：“孺子学习何艺？”孙觌回答说：“学属对。”苏轼说：“那我出一上对：衡门稚子瑶玙器，你对下对。”孙觌应声对答：“翰苑仙人锦绣肠。”苏轼听后很高兴，亲切地抚摸着孙觌的后背说：“真瑶玙器也！异日不凡。”
关于孙觌与苏轼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民间传说：说苏轼曾在常州买了一个小妾，后因乌台诗案，苏轼被朝廷逮捕，只好把这刚买来不久的小妾，又卖给当地一位姓孙的人家。五、六年后，苏轼又回到常州，友人对他说：“你当年卖给孙家的那个小妾，后来生了一个儿子，根据日子推算，很可能是你的骨肉。”苏轼是位性情中人，听说此事后，立即找到孙家，于是便有了上面这段属对的故事。据说，孙觌这名字，也是苏轼给起的，觌即“卖了又见”。
而今，“六贼”中的王黼、粱师成、李彦这三人，已被宋钦宗下诏秘密处死，朱勔也已免职放归故里，唯独对于蔡京与童贯，还没做出任何处分。因为这两人不是一般大臣，他们是宋徽宗执政二十六年间最为倚重的两个文武大臣。对于如何处分他们，宋钦宗不得不谨慎从事。
目前，蔡京、童贯与蔡攸三人都不在京城。童贯与蔡攸依然追随在宋徽宗身旁，八十高龄的蔡京则独自留居在拱州（今河南睢县）。
孙觌首先将矛头指向蔡京：
“太师蔡京四任宰相，前后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蠹国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废弛几尽；托丰亨豫大之说，倡为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馀。立御笔之限，以阴坏封驳之法；置典学之科，以杜塞谏诤之路。汲引群小，充满要途，禁锢忠良，悉为朋党，交通盩御，窃弄威柄，鬻卖官爵，货赂公行，盗用库金，奸赃狼籍，闺门泥浊，父子诟争。厮役官为横行，媵妾封至大国，欺君罔上，挟数任情。书传所记，老奸巨恶，未有如京。
陛下赫然大奋乾纲，贬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恶，岂可独贷！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议，招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锦袍铁帻为大将，计议已定，会仔息抵罪伏诛，而大臣固争，请待他日之衅。王黼当国，循习初议，与京子攸决意成之。京之误国，固不容诛，而结造边患，父子相为终始，与黼均为罪首。
而京喜为奸言，嫁怨饰非，独使上皇负谤于天下，众论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断，敕使追还，早赐窜殛，稍正京父子误国滔天之罪，以慰宗庙社稷之灵，以雪上皇晻昧之谤，少纾四海生民忿懑戚戚不足之气，不胜幸甚！”
不久，宋钦宗下诏，对蔡京、童贯、蔡攸分别做出了处分：
蔡京特责授中奉大夫、守秘书监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居住；童贯特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今安徽池州）居住；蔡攸责授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
对蔡京、童贯和蔡攸的处分如此轻微，出乎大臣们所料。但宋钦宗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次处分，很明显仅仅具有象征性。宋钦宗要充分考虑太上皇的可接受性，如果一旦处罚过重，招致太上皇反对，那么后边的事情可能就不太好办了。他必须走一步，看一步，逐步加深，逐渐解决这三个人的问题。特别是，童贯手中还掌握着一部分军队，宋钦宗更是不得不小心谨慎。
对蔡攸处分最轻，原因有二：一是蔡攸没上“六贼”名单，社会影响力不是很大，二是宋钦宗觉得其人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宋钦宗当然也知道，太上皇与蔡攸关系最密切，太上皇对其可谓言听计从。宋钦宗打算给蔡攸下旨，让他专一护送太上皇回京。
五十二、疑虑重重
此时，最让宋钦宗疑虑重重且心神不安的一件事是，怎样将太上皇弄回京城，并且控制起来。因为宋徽宗跑到镇江后，曾多次以太上皇的名义给地方官发号施令，镇江俨然形成了第二个朝廷。
谏议大夫唐重，是最早向宋钦宗建议迎接太上皇还京的大臣。金人刚撤军不久，即二月十八日，他便对宋钦宗说：
“太上临御二十有六年，优游太平，海内无一尘之惊。比者仓皇南幸，践涉山川，冒犯霜露，忧劳甚矣。陛下天资仁孝，发于至诚，拳拳思慕之心，未尝须臾而忘。今日和议已定，王室无虞，是宜以天下养也。欲乞遣使奉表，只迎法驾，涓日备礼，迎还京师，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诚，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
宋徽宗自正月初三深夜，仓皇从通津门出城逃难，至今已有三个多月了。南渡长江后，他一直停留在镇江。他在镇江设立行宫，“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地。”可是，他手头并没有多少现钱，除了依靠镇江府支持外，他还给江浙各地官府写信，让他们也给予经济支持。然而，他毕竟已经退位，他的要求遭到一些地方官员的抵制。这让宋徽宗很伤心。后来，宋徽宗曾哭着向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宋焕诉说，“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这说明，宋徽宗在镇江的那段日子，过得并不好。
在此期间，宋徽宗曾以都城被金人围闭为由，向东南各地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止绝东南递角”，即禁止东南地区地方官府向朝廷呈报文书；二是“止东南勤王之师”，即禁止东南一带向朝廷派遣勤王之师；三是“以纲运于所在卸纳”，即所有按惯例运往京城的物资都要求在镇江卸货。
这几道命令，引起了地方官府的猜疑。泗州府（故城遗址现在江苏省盱眙县境内）官员立即派人进京，上奏给宋钦宗，并提醒朝廷要预防童贯发动政变。由于宋徽宗身边环绕着一些旧臣，特别是童贯手中还握有军队，一时间，京城之内，“物议汹汹，莫不惊骇”。“东南之地恐非朝廷”所有，太上皇“将复辟于镇江”，类似的传言开始在京城四处流播。
宋钦宗对此很生气，宰执大臣们也认为太上皇的做法很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