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又起内斗
东京城外的金军虽然撤走了，但城内民心仍不太稳定，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担心金军还会卷土重来。因此，城内繁华之处的大部分商铺，都没开张营业，市场与人气都十分冷清。为安抚民心，让社会尽快恢复正常运转，这天，京城四壁守御使司遵照朝廷命令，发布了一项特别公告：
“契勘金人已过黄河，中外民心已渐安贴。访闻在京金银物帛质库铺户，尚怀疑惑，未肯依旧开铺，妨阻商旅交易。自出榜之日起，各令复业开铺。”
目前，朝廷实权掌握在少宰吴敏手里。吴敏曾经是主战派，曾与李纲政见一致，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转而赞成支持李邦彦为首的主和派。他对李邦彦免去太宰一职，且狼狈不堪地离开朝廷，很是同情，甚至有些打抱不平。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替李邦彦说几句公道话。
二月十六日，吴敏给宋钦宗呈上一份劄子，要为李邦彦洗雪罪状。他在劄子中说：“二月初五日，太学生上书，聚众很多，以至于槌破登闻鼓。当时，军民并无忠义之心，幸亏没发生祸乱之变。李邦彦曾劝谏上皇罢去不急之费，又曾援立圣明朝廷，派遣李邺等出使大金，也终赖其力。但邦彦为人畏慎太过，缓于事机。愿陛下明诏，以解众惑，使邦彦之为人稍白于天下，然后复起邦彦，还其相位。”
宋钦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命令内侍将吴敏这份劄子张榜，向社会公布。公布不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论者纷纷指出：吴敏与李邦彦其实是一党，也应该立即下台。
首先向李邦彦与吴敏开炮的是太学生沈长卿。沈长卿参加过二月五日的学潮，有亲身体会，也有说服力。他在奏书中首先回顾了一下当时伏阙上书的情景，强烈批驳吴敏所说的“当时军民并无忠义之心”的谬论：
“吴敏为李邦彦辩奸、慝暴、白功，大书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闻邦彦自布衣时不敦士检，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挟倡优于酒肆，逞颜色于庭闱，其淫言媟语，往往流传人间，有不可闻者。其后一时遭遇，旋致显位。而阿谀顺旨，偷合苟容，坐视奸邪之臣开边致衅，曾无一言规救人主，此乃持禄养交、冒利忘耻之徒耳。而吴敏竟然以功状揭之于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
且宰相乃天下之属望，任相不贤，则天下之人得以议者。唐朝杨绾任相时，崔宽为之毁第观，黎干为之减驺从，郭子仪为之彻声乐。当时公卿大臣，犹畏惮之如此。今李邦彦身为宰相，而百姓遮道嫚骂，甚于奴隶，疾走省闼，掩关自遁，其为辱亦甚矣。臣闻司马光为相，天下儿童走隶，亦皆称颂。若李邦彦果为贤相也，则天下之人当自知之，当自服之，何必因吴敏言而后明哉！
假使如吴敏之言，以为李邦彦畏慎太过，缓于事机，则李邦彦亦不过苏味道、卢怀慎之徒耳。以其辅庸主且犹不可，何况辅佐陛下成中兴之治乎？
臣闻吴敏乃蔡京父子上客与密交，奔走蔡京门下浸有年矣。而李邦彦与吴敏，如左右手也。今日，吴敏之所以要为李邦彦强辩，正欲植党自固。因为李邦彦去职，使吴敏感到在朝廷有些孤立。探究吴敏之心，本非为朝廷论宰相，实为自身所谋耳。向使陛下不能独断，而信吴敏之言，复用李邦彦，则奸臣侵渍，事必有大于此者，诚可为寒心也。….”
沈长卿不仅将吴敏与李邦彦划为一党，而且还将吴敏与蔡京父子扯在一起。这样一来，吴敏的政治前途可就很危险了。
几天后，太学正吴若，也上疏评论吴敏和李邦彦：
“吴敏文饰奸言，庇邪党罪，以惑陛下，臣实骇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吴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顾身为陛下别白。
…自古人主急于论相，而于今尤为急；宰相难于称位，而于今尤为难。臣窃闻，陛下之所以让张邦昌为相，是因为其曾面折童贯。夫童贯奴材，罪盈恶著，面折其短，谁不能为之？而陛下以此让张邦昌为相，则论相之术殆疏矣。夫张邦昌器识局促，畏避保身，决不能为陛下整顿颓纲，众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论。
今陛下又以吴敏为相。吴敏才气必不在张邦昌之下，然而，士论指为蔡攸死党。前日建请上皇逊位，乃蔡攸钩探先旨，安排吴敏为之，希望吴敏为相后，庇其宗祸。臣开始闻听，未以为信，及今日见吴敏救李邦彦劄子，则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吴敏称李邦彦辅佐上皇，自前岁以来，罢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东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彦，乃是为救蔡攸而作铺垫也。
吴敏又言遣李邺出使金人军中，终赖其力。呜呼！大概吴敏以为四海之内不复有知识之士，敢为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彦登禁从、入政府几年矣，考其进身，皆不以正见。政出多门，纪纲败坏，天怨人怒，盗贼繁兴。当竭尽四海之力，起燕云之师时，李邦彦身在政府，不能力谏，坐见土崩之势已成。
李邦彦等软懦，只知割地取赂金人，不敢御敌。初二日之战，李邦彦竟闻败而喜，故兵民叩阍以泄其愤。此乃陛下圣德感民，民愿效死以除国贼，以昭祖宗之休。而吴敏竟劝陛下，恢复李邦彦之职。实乃吴敏欲为宰相，而杜绝言路之兆也。…”
吴若不仅给宋钦宗上书，还给御史中丞许翰写信说，吴敏是蔡攸的死党。当初，吴敏建请上皇逊位，是因为蔡氏父子探得上皇有禅位旨意，让吴敏“投隙为之”。其目的是，让吴敏在朝廷谋得要职，以“庇其宗祸”。吴敏极力为李邦彦辩白，反映出其良苦用心，即曲救李邦彦，乃实救蔡攸也。
吴若与张邦昌有点亲戚关系，是张邦昌的姨家表妹夫。在宋徽宗时代，他曾经多次建议张邦昌向皇上劝谏花石一事，张邦昌不听，于是他希望张邦昌之妻劝一劝。张妻骇然说道：“吴郎风邪？何忽如此？”
吴若的确有些疯狂。他把呈送给宋钦宗的奏疏，以及写给许翰的信，全都向社会公开，人人传观，在京城各界引起了广泛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