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吴敏的提议，让人有些不解，那么宋钦宗的回答，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宋钦宗说：“同意吴敏的提议，即日起恢复李邦彦的太宰职务。”

议和派大臣李梲很高兴，马上向宋钦宗建议道：“金人既然已撤军，说明危机已经基本结束，京城应马上解除戒严，恢复常态。”

对此，宋钦宗没有表态，因为李纲今天没参加会议。宋钦宗觉得，关于京城是否解除戒严，应该听听李纲的看法。

种师道建议说：“金人撤退，防备必松懈。请皇上下诏，令诸军在黄河岸边集结，候其半渡之时，可以全力击之，三战可使无噍类。若纵之去，他日复来，祸不可测。”

宋钦宗摇摇头，不同意派军攻击。宋钦宗说：“金人刚撤军，我若出兵追击，倘若他们卷土重来，再围困京师，怎么办？那岂不是又惹出祸端了吗？种卿的建议，朕不能采纳。”

种师道长叹了一口气，说：“黄河岸边击杀，是天赐良机。若丧失这一重挫金军的大好机会，将后患无穷。”话还没说完，种师道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身子差点歪倒。

种师道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现在由于心火上攻，情绪激动，所以突然病情加重，不得不提前离开会场。

斡离不的东路金军终于撤退了，这意味着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了。从表面上看，这次城下之盟，同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澶渊之盟，是宋、辽两国的一次对等性谈判。双方约定，宋朝每年向辽朝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而辽朝则向宋朝归还瀛、莫等州，双方均有所得失。而这次城下之盟，却是一次惩罚性谈判，或者说这根本就算不上谈判，而是必须接受的惩罚，因为所约定的内容除了割地就是赔款。

接受这样一个城下之盟，对于任何政权来说都是一种屈辱。宋钦宗对此不会不明白，他心里也一定是悲苦焦酸。但不管怎么说，金人毕竟撤军了，宗庙社稷毕竟保住了，这仍然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二月十二日，宋钦宗颁布诏书，大赦天下，诏曰：

“朕嗣承圣谟，获绍大统，适边廷之懈弛，致郊畿之绎骚，荷天之灵，俾敌悔祸，既遣使而讲好，遂以盟而退师。载惟千里幅员，罹屠掠之苦；四方遐远，多调发之勤。兵屯撄守扞之劳，编户伤括输之急。朕每念此，恻然痛心，不能保绥，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旷荡之恩，沛汪濊之泽，嘉与海内，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於戏！三事大夫、群后、庶尹，国势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救治之方；黎元愁叹而无聊，宜思所以抚绥之术。保疆固圉，节用广储，庶几协心，共图康乂。”

为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与态度，宋钦宗又亲自手书了一道诏书，书曰：

“朕以眇躬，托士民之上，夙夜只惧，靡敢遑宁。比者金人犯顺，都城闭关逾月，军民展力，捍御实劳，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辄乘时造端，相扇为变，内作不靖，震惊朕师，诋骂大臣，殴击内侍，白昼剽掠，乃敢公肆凶残。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艰难，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之。播告汝等，朕自今伊始，并遵用祖宗旧制，选用大臣，裁抑内侍，不崇餙恩幸，不听任奸人，不轻爵禄，不滥赐与，不夺尔居以营私燕之地，不竭尔力以广无用之费，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浸罢，务与尔等休息。其有奸人不悛，敢复犯法，紊我纪纲，当重寘刑戮，必罚无赦。咨尔有众，明听朕言。”

二月十三日，李纲入宫，向宋钦宗提议立即派遣大兵北上，护送金人回师。李纲说：

“澶渊之役时，也与辽人签订城下盟约。待其撤退时，朝廷曾遣重兵护送，目的是防止其退军途中无所忌惮，肆行掳掠。现在，金人撤军已三日矣，刚开始听说他们将乘船栰渡河，而今探闻，他们是从桥上过河，一日而毕。臣建议派遣大军，用澶渊旧例，护送金军北上出境。”

宋钦宗想了想，觉得此事重大，于是，又召集宰执大臣来延和殿开会商议。

李邦彦、吴敏等表示反对。李邦彦说：“此时出兵护送，还是为时太早，万一两军在途中发生交战，怎么办？结果肯定是金兵卷土重来，再次对京师构成威胁。”

李纲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且态度十分坚决。

不知是惧怕李纲，还是认同李纲所言，宋钦宗最终还是批准了李纲的提议。

当日，宋钦宗下令，命姚古、种师中、折彦质、马忠、范琼等将领，领兵北上，护送金兵回师。

当时，姚古、种师中、折彦质所部都还没到达京城。姚古、折彦质正行走在河东路南部一带，种师中正行走在河北路滑州一带，只有马忠、范琼等军驻扎在城外。

城外的宋军将士们接到军令后，都积极准备，踊跃而行。李纲派人将马忠和范琼找来，悄悄对他们说：

“途中可便利行事，发现有可击之机，即出兵击之。金人满载而归，辎重物资甚多，抢掠的妇人更是不可胜计，意气甚骄。如果趁其不备发动攻击，决有可胜之理。”

马忠和范琼都点头答应。

对于李邦彦复出又担任宰相一事，京城市民议论纷纷，都很震惊，很不解。朝中大臣则都沉默着，没人提出异议。二月十四日，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打破沉默，毅然上奏，弹劾李邦彦，以及中书侍郎王孝迪和尚书左丞蔡懋，指责他们弄权误国，请求皇上免去他们的职务。

陈公辅是政和三年（1113）上舍及第第一名，即相当于状元。其性格耿直，崇尚气节，敢于直言。他在奏疏中说：

“李邦彦等人，辅佐太上皇多年，皆阿谀顺旨，持禄养交，未尝建明一事裨补圣明，以致发生今日之患。盖平居无事，尚不足恃，岂可使之当今日之变乎？陛下今日复用之士，论民心莫不叹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之事，他日亦必误陛下！”

李邦彦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担任宰相，多次向宋钦宗乞请致仕，但他为自己辩解说：

“太上皇退位，将江山社稷交付陛下，自己被委以重任，曾发誓要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可是，自己的所有努力与心血，却一再遭到误解。其实，臣之所急，不过是存宗社、安君上、惜生灵而已，哪里敢为自己谋利？可现在，众听未孚，铄金可畏。如果自己再不引避，何以使天下百姓信服？”

宋钦宗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接受了陈公辅的谏言，免去李邦彦、王孝迪和蔡懋的职务。李邦彦外任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王孝迪担任醴泉观使，蔡懋去往大名府担任府尹。

这时，李邦彦向宋钦宗提出一个请求：“宣和五年(1123)，臣父去世时，臣只守孝两个月便被太上皇召回。根据丁忧守孝制度，臣应该守孝三年。臣请求补足守孝时间。”

宋钦宗同意，命他前去提举亳州明道宫。

李邦彦虽然是个“浪子宰相”，但宋钦宗对他还是怀有一定好感的。因为宋钦宗在当太子期间，以及禅位之初，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现在迫于舆论压力，宋钦宗不得不让他下台。

随后，宋钦宗对朝廷核心成员又进行改组，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郞（只是挂名而已）、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唐恪同知枢密院、耿南仲为尚书左丞、李梲为尚书右丞。

受命北上护送金军出境的宋军队伍，合计有十余万人。他们从各自驻地出发，数道并进，一路北去，追赶金军。

由于各部独立行动，进军步伐并不协调，也不一致。马忠和范琼行动比较快，很快便追过黄河。他们继续蹑迹北上，距离金军已不太远。而姚古、种师中、折彦质因驻军于外地，接到命令较晚，行军也很迟缓。

姚古、种师中、折彦质之所以行军迟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来自朝廷的命令感到很困惑，不知如何执行。来自枢密院的命令是：令他们尾随金军，追击破贼。而来自三省的命令则是：令他们出发北上，护送金军出境。朝廷政令不一，让他们这些领兵在外的将领们深以为虑，深以为忧。

这天，吴敏和耿南仲获得可靠消息说，北上的官军，有可能要向金人开战。吴敏和耿南仲赶紧报告宋钦宗：“如果一旦开战，金人必卷土重来，后患无穷。”

宋钦宗大惊，立即下旨说：“火速派人前去，严禁开战。擅出兵者，并依军法！”

吴敏与耿南仲于是立即派人，去河北、河东地区传达皇上的命令：“严禁各军出兵攻击金人。”同时，他们还派人给各军送去一面军旗，要求竖立在中军大帐前，旗上写着一行鲜明的大字：“擅出兵者，并依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