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与吴敏私交甚好，吴敏虽然比李纲小六岁，但官职比李纲高。吴敏觉得，李纲这人目光远大，见识深刻，能担大任，于是，就向宋徽宗力荐李纲。宋徽宗答应在睿思殿召见李纲，李纲也准备好了，打算“刺臂血上疏”，恳请宋徽宗禅位，传皇位给皇太子。然而，李纲在睿思殿外苦等了半天，也没得到宋徽宗召见，却等来了一个宋徽宗禅位的消息。

李纲满腹的政治与军事经纶，却没能得到一个当面向皇帝陈述的机会，心里很是苦闷。吴敏于是又向宋钦宗力荐李纲，希望宋钦宗早日召见李纲，听一听李纲对当前时局的分析与判断。

李纲是宋钦宗继位后第一个单独召见的，并且地位比较低的大臣。这说明，宋钦宗对李纲是很看重的。同时也说明，宋钦宗对吴敏的建议也相当重视。

对于李纲，宋钦宗虽然从未谋过面，但早就有所耳闻。当李纲走进延和殿时，宋钦宗起身迎上前，说：

“卿昔日论水灾章疏，朕在东宫曾见过，至今犹能忆诵。朕曾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句叫做：秋来一凤向南飞。”

李纲赶紧道谢，礼毕之后，禀奏道：

“陛下养德东宫，十有余年，恭俭日闻，海宇属望。道君皇帝观天意，顺人心，为宗社计，传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视有唐为不足道也。愿致天下之养，极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

说完奉承话，李纲转入正题：“臣以为，金人闻听内禅，势必请和，可能提出五个停战条件，即五欲：一、欲称尊号；二、欲得归朝人；三、欲增岁币；四、欲求犒师之物；五、欲割疆土。”

宋钦宗一听金人可能请和，很感兴趣，问：“那么，该如何应对？”

李纲回答道：

“针对金人这五欲，应对之策是：一、关于称尊号，可参考过去与契丹的处理办法，当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也；二、关于归朝人，当尽量给与，以示大信；三、关于增岁币，应按原来约定办理，即燕山、云中归中国，岁币增加两倍。但金人既已背约，出兵自取，则岁币当减。若为敦示和好，也可不计较货财，原数给付；四、关于犒师之物，当量力而给；五、至于割让疆土，则不能答应。因为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之，不得以尺寸给与他人。愿陛下关注这几项对策，执之坚定，无为浮议所摇，可无后艰。”

对于李纲的这番见解，宋钦宗很赞赏：“卿见解深刻，皆可采纳。”

接着，李纲话题又一转，转到内政上来。李纲说：

“陛下初即位，当进行政治革新，下决心除掉误国害民的六贼。昔日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陛下即位已经累日，却不见有决断之举，群臣为之犹疑。除掉六贼，上应天心，下顺民欲。望陛下为宗社生灵大计，断然处置。如此则人心大悦，金人入侵也就不难抵御了！”

宋钦宗郑重地点了点头：“卿说的对！”

第二天，宋钦宗下诏书，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一任命，标志着李纲从此踏入了大宋政治舞台中心，开始参与国家政治军事决策。

李纲当天即走马上任，了解京城守卫情况。由于京城禁军主力已被梁方平与何灌带走，前去守卫黄河，所以城内守兵空乏。虽然宋徽宗在禅位之前，已向全国下达了勤王诏令，但各地勤王部队至今仍杳无音讯。

为尽快增强京城守卫力量，李纲向宋钦宗建议，立即给京东、京西、淮南、西浙等路，再次下达勤王诏令。宋钦宗同意，诏令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达：

“金人犯边，诸道兵马应入卫畿甸，除沿边防守御敌外，令京东、京西、淮南、西浙帅司，于正兵或非正兵内精选骁锐，并招募武勇，委兵将官，星夜部发，由姚古统一指挥。”

李纲觉得，京东、京西等路距离京城较近，其勤王部队或许很快就会到达东京城外。

八、改元靖康

按照历史的惯例，新皇帝即位，必须改变纪年年号，这叫做“改元”。“改元”，是帝王正式开始君临天下的一个标志。给新皇帝命名年号，历来都是一件很严肃的大事。宋钦宗将这件大事，交给宰相白时中去办理。白时中又将这件大事，委托给尚书右丞宇文粹中与中书舍人朱胜非二人。

白时中向宇文粹中、朱胜非交代任务时说：“刚才，御前会议上讨论了改元一事。此事就由你俩负责，可撰数名，速报上来。”

朱胜非问：“凡命名年号，须有主题，今以何意为主？”

白时中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以和戎为主。”

和戎就是与金人讲和。当前，朝廷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便是如何让金人立刻退兵。在白时中看来，谋求和解是首选之策。

朱胜非说：“汉与匈奴和亲，改元景宁是也。然而，和戎却是另一回事。昔日唐德宗遭变，商议改元。李泌以为，唐家最盛莫如贞观、开元，宜各取一字以为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于庆历、嘉祐各取一字，可以庆祐做年号，则和戎之意亦在其中矣。”

中书侍郎张邦昌插话说：“此论固佳，但‘庆’字有些不妥，颇类宫观匾额。”

朱胜非反驳道：“自古以来，以庆字命名年号者甚多。”

中书舍人席益讽刺说：“祐字也不妥，容易让人想起元祐。”

元祐，本来只是宋哲宗赵煦使用的第一个年号，但后来却成了一个很明感的政治词语。由于元佑年间，反对变法的旧党一派执政，因此，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元佑一词又被用来指称反对变法的旧党及其成员，这些人被时人称为“元佑党人”。而支持变法的一派，则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宋徽宗当政期间，朝廷对元祐旧党一直持否定态度。

朱胜非对席益的说法很不高兴，厉声反问道：“今外敌入侵，国势危弱如此，应当丕变政事，纯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

宇文粹中见臣僚们又要开始打嘴仗，于是便对朱胜非说：“公不必多言，但见示文字。”

不久，宇文粹中从“日靖四方”与“永康兆民”两句中，提炼出“靖康”两个字，建议以此做年号。“日靖四方”，出自《诗经》中的《周颂、我将》；“永康兆民”，源于《尚书》中的《周书、周官》一文。经过御前会议讨论，“靖康”年号获得通过。

《周颂、我将》原诗是：“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大意是：我把祭奠神灵的祭品献上，有牛还有羊，祈求上天保佑我们周邦。我效法文王各种典章，日夜盼着平定四方。伟大的文王英名远扬，请把祭品尽情品尝。我日夜勤劳，敬天畏命，苍天啊请保佑我大功告成。

其实，“靖康”这个词也并不是宇文粹中首创，曾巩早就用过，曾巩在《襄州岳庙祈雨文》中有这样一句：“甽畮克谐于丰富，里闾皆保于靖康。”

宇文粹中选择“靖康”二字作为年号，可谓用心良苦。“靖康”的含义是靖难安康，宇文粹中希望这个年号，能为大宋天下带来太平安康。

然而后来，辅佐康王赵构的汪伯彦，却将“靖”字拆分为“十二月立”，“康”字不拆，“靖康”这个年号，于是被他解读为“十二月立康”。康者，康王也。在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拆字游戏的运作下，“靖康”年号竟成了康王继位的“受命之符”。

汪伯彦对“靖康”的这种解读，恐怕是宇文粹中当初给宋钦宗命名年号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靖康元年（1126）正月一日，宋钦宗一大早便御临明堂，接受百官朝贺，并下诏改元：“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可改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体朕意。”

同时，宋钦宗还下诏求言，要求中外臣僚民庶，“实封直言”；还下诏要求，从官员中举荐文武官僚，“堪充将帅者”，以抗击猖狂入侵的金军。